自12月9日起爆发的西安疫情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中国实行举国抗疫已达两年，除了最初因缺乏对新冠肺炎病情的了解与防控经验的严重不足导致其现手忙脚乱的混乱情形外，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均有序推行了定点封控工作，为世界防疫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一些城市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却令人有所失望。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发出全员核酸检测现场如同“庙会”的情况、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和就医渠道无法保障等诉求。这不禁让同处在后疫情时代的人们发出“灵魂质问”：为什么防疫会这么难？
有人指出，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非一线城市用于防疫的资源储备严重不足。比如全上海的流调人员为3000人，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西安则至少需要1000人，但实际上西安只保有了300名流调人员，这给疫情感染者溯源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确实，充实的医疗人员与物资储备可以帮助一个地区更加合理、专业地应对疫情的发生与扩散，但社区防疫不力真的仅仅是因为资源短缺吗？社区防疫到底又需要哪些基础条件呢？
作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一道防线”，社区在推进防疫工作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是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主战场。疫情爆发期间，人们可以暂时放缓劳动与学习的步伐，但为居民提供生命保障线的社区却需要在维持其日常运作的基础上，针对疫情期间的居民需求和政策要求提供多种专项服务。这导致了后疫情时代的社区工作人员不仅要完成党建、环境建设管理、物业管理监督指导、人口计划生育等日常服务工作，还需要在疫情爆发期间进行宣传、消毒消杀、跟踪排查重点居家隔离对象、紧急处理突发事件、派送生活物资、提供代办服务与帮扶弱势人群等工作。而在小区解封后，社区工作人员也不轻松。复工复产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仍需重视小区的进出管理，对复工人员与复产企业进行排查与核实，并为居民提供复工所需的证明文件。
而一些城市面对疫情突袭时的疲软无力，正是因为当地社区无法顺利应对当前防疫工作的基本需求。这些不足体现在下几个方面：
1社区服务人手不够用。
在疫情发生前，国内社区工作人员就已处于较为不足的状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规定，每个社区可按照每300-400户常住人口配备1名标准核定员额。但按照最低标准配备社区工作者，只能勉强保证未发生疫情时的社区日常运转，应对疫情则捉襟见肘。有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平均只有6个社区工作者来守护一个社区，这意味着每名社区工作者要对接约350名群众，这对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和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此外，我国社区工作者群体还呈现年龄偏大与学历偏低的倾向、且以女性为主，人员成分来源复杂也不易管理调用。这些人群特征都与需要井井有序的管理秩序与长时间重劳动的疫情时期小区的管理工作需求是不匹配的。
2社区防疫工具不实用。
从包括这次西安疫情在内的各地社区抗疫的案例报道中可知，疫情期间社区投入使用的各类防疫管理工具的实用性还有待提高。反复崩溃的城市一码通令人愤怒，复工复产期间用于管理社区人口出入的各类证件也令人头疼。在管理较为严格的社区，居民在进入小区前需提供健康码绿码、行程码绿码、小区出入证和核酸检测证，极大地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各社区的临时出入证形式还不统一，不同的小区有不同的设计、颜色和规格，既不利于统一管理，也不方便居民生活。不仅如此，在线下面对面办理与更换出入证和提供各类复工证明的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自身也面临着感染疾病的风险。同样的问题在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摸底调查、宣传知识、配送饭菜、递交快递等活动中均存在，这表明了目前在社区抗疫防疫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需求还未能得到精准发现和有效应对。
3社区治理资源不好用
疫情期间，在党的号召领导下，社区党员志愿者主动加入社区抗疫工作中来，承担了社区巡逻、派送物资等工作。还有大批机关党员下沉到村和社区，与社区干部、网格员一同战疫，既为社区工作人员减轻了负担，也提供了用于社区治理的人力资源。但对于正在执行高强度抗疫防疫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来说，这类治理资源还不够好用。当前绝大多数社区网格还未能吸纳社区民警、城管、医护人员等专业力量，这使社区防疫工作的专业性大打折扣。而长久存在于行政体制内各层级、各部门间的权责不明晰与协同性不足等问题，还导致了防疫期间社区基层获得与处理的信息处于匮乏、紊乱与重复的状态。比如有社区工作人员为收到来自不同上级的完全相异的处理意见而困扰，还有工作人员在得不到齐全信息的前提下为能否给居民提供居家隔离期满证明、健康证明、复工复产证明等文件而苦恼。如何在城市治理法治与体制建设中呈现社区自治的合法性、并保证社区能获得安保、医疗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政府的有效支持，在防疫时代依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4社区应急底盘不耐用。
地域发展活动家们认为社区底盘一般指可支撑社区发展、提供满足居民需求服务的基础，一般包括维持与促进社区发挥功能的组织、制度框架与空间设施等构成的整体环境，其根基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意识。包括本次西安疫情在内，自2020年以来，多地小区在封闭式管理前期均出现了服务不到位、甚至与居民发生矛盾与冲突的现象，这暴露出目前国内社区的应急底盘还不足以应对各类紧急突发事件。比如，当前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不强，这导致小区无法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动员居民参与治理，共同应对突发问题。另外，当前大多社区还未能导入社区自盈利模式，也没有培育能够支撑社区服务功能的各类社会组织，这使社区在应对疫情等紧急情况时无法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以进行自主决策，往往陷入等待上级支援的被动局面，浪费了启动紧急方案的最佳时机。最后，当前社区治理相关法律与制度也未能明确各治理主体在紧急情况下的权责，无法提供一套可供参考与模仿的紧急情况下的社区治理方案模板。不耐用的社区底盘使社区失去积极主动与有效应对各种紧急情况时的抗风险能力，不仅加重了社区工作人员在防疫工作中的负担，还阻碍了居民与社区间的信赖合作关系，使紧急情况下的社区治理陷入恶性循环。
可见，社区面对防疫工作需求时的疲软无力，并非只是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大多数与北京、上海等社区治理能力较高的城市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国内社区中的普遍问题。从整体上来说，为了解决社区面对疫情时职能瘫痪的难题，社区需要在社区功能与社区底盘两个层面上做出以下的转变：
1第一，社区需要落实人性化、精准化的社区功能
社区功能概念与前文提到的社区底盘概念相对应，指社区居民与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享、解决关于社区与社区所在地域的各种问题的行动。社区功能一般包括对个人与核心家庭无法应对的事件进行扶助与互助的活动（如育儿、老年人看护、除雪），维持社区与地域文化传统的活动，以及调整社区居民间利害关系的活动（如纠纷调解、防灾、规划街道、处理垃圾、环境保护）。
在前文中也提过，后疫情时代社区中还出现了很多特殊的新需求。比如小区在封闭式管理期间会突然出现对基础生活物资和代办、代拿服务的大量需求。此外，办理出入证、递交隔离期满证明与复工证明、检查复工店铺与高风险人群等工作都增加了工作人员感染疾病的风险，那么在各类社区工作中实现“无接触式服务”的需求便出现了。此外，在各类采访报道中很多社区工作者和居民还表达了对各类通行码、出入证和身份证件得到有效统筹的需求。如果社区不能及时应对这些明确的需求，会积累大量的负面情绪，既会影响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又会破坏社区与居民的和谐关系。
当然，还有很多仍未被意识到的后疫情时代的新需求。比如在小区封闭管理期间，居民往往会产生较深的孤独感，受到疫情影响而失业的居民还会产生挫败感与厌世感，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还未成为社区防疫的重心。另外，社区工作人员也是归属于小区的人群。目前的报道更倾向于将社区工作者在防疫工作中的辛劳诠释为无私的奉献，但精细化、人性化的社区治理需要对因高强度防疫工作而身心俱惫的社区工作者们提供及时的心理疏导。
社区功能是应社区居民生活与社区治理中出现的各种需求而产生的。及时、精确地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是增加居民对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方式，更是确保社区可持续性发展的支点。因此，社区需要对防疫工作中持续出现的各种紧急需求实现发现、跟踪、处理、评价、与反馈应用，以迅速应对在防疫期间出现的社区工作与居民生活的新需求，在社区防疫工作中落实社区功能。
2社区需要夯实活性化、应急化的社区底盘。
为了更加精准、高效地落实社区防疫工作，还需要建立可以使社区生活与工作更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可抗逆的社区底盘。这需要对社区中的人、资源、空间和制度框架进行更高效合理的统筹配置：
（1）社区需要在工作者与居民中共有风险危机意识，并确保一批可以针对风险问题做出行动的人。除了日常的安全教育宣传外，社区还需要培养具备决策力的社区领导者，增强社区在突发事件中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允许社区在非常时期先行、先动，而非过度依赖上级指令与决策。另外，社区要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进行深度高效的协同合作。防疫抗疫工作需要社区以“党建+”模式为主轴，建立社区与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协商、协同与合作的机制，充实社区应对疫情中紧急出现的各类需求的力量。当然，社区还需要加大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力度，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使之成为社区防疫工作中的可靠伙伴，为繁重的防疫工作分忧献策。
（2）社区防疫需要提供居民了解社区的平台，重塑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的关系，使居民对邻里产生亲近感、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并认识到自主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性，以调动他们参与各类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并在日常的社区活动中培养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政治能力，保障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共同构建由“人”筑成的防疫安全网。
（3）要对社区中的人、物、资源和信息的内容与动态流向进行更为统一、全面与精准的跟踪分析和统筹配置，帮助社区工作人员精确对接居民需求，还能防止在疫情期间出现无法摸清居民构成的情况，避免分散社区工作人员的精力，增加其入户摸底调查时的感染风险。此外，还要探索对社区各类数据进行科学创新运用的方式，以更高效地配置共享社区的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比如如何规划各类紧急情况下的人员与物资的移动，如何管理社区中的私用车与公用服务型车辆的移动、如何创建更为便捷省力的物流模式、如何储备急救、医疗等应急资源等，以确保风险和灾害发生时社区可提供畅通的资源支持。
（4）要对社区相关的人、物和信息进行更为翔实、畅通的进出管理。在疫情常态化时代，社区往往更重视对进出小区的人和物品的管理。但是，社区还要注意不能放松对出入社区的信息的管理，不让无关的、重复的信息进入社区，也不让模糊的、错误的信息走出社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社区需要通过专业机构来帮助其梳理、归集各部门下达给社区的信息，并协助其获取、记录准确的居民与社区设施的信息，促进社区信息进入城市大数据底座内，在多种融合场景中与各层级各部门数据进行交互运算来帮助社区获得更精确、有用的防疫决策，以帮助其应对各类突发紧急情况。
（5）要对与社区治理相关的法制与体制、尤其是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调整与升级。首先，防疫工作会给居民生活带来突然的变化乃至不便，其推行也往往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而在法律层面使社区防疫工作获得合法性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手段。此外，从多地社区抗疫经验中可知，以往“单种类”“分门别类、各负其责”的部门分管机制已无法适应多维度的社区防疫工作，甚至还会给社区工作带来“不知道该听谁的”的困扰。为了让社区在防疫工作中更有韧性，社区需要各部门协调融入应急管理的组织架构中，这也要求各部门能够精化、细化其在基层应急工作中的职责清单与合作机制。此外，社区还需要提高预防能力，要推出可以应对紧急疫情的空间建筑标准、灾害保险、应急预案、预警系统、应急中心、救援培训等系统政策，还要增加社区安全教育、应急演练等工作环节。最后，社区还需要上级管理部门优化下达指令与评估社区工作的方式，要尽量减少报表式工作考核和重复考核，为社区防疫工作腾出精力。
整体来说，在社区防疫工作中对社区储备防疫所需的医疗与物质资源的要求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与之相比社区防疫工作的推进与落实更需要高质、高效的治理体制。社区防疫工作不仅需要逐一解决防疫工作与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新模式中产生的新需求，还需要将防疫纳入日常的社区治理工作的理念中去，从配置社区的人、物、空间和机制出发，落实可以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种紧急情况的应急人力、应急能力、应急资源与应急机制。因此，在推进社区防疫的工作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日常性的社区工作与活动，努力将包括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与居民等多方力量卷入社区日常性的治理活动中来，提高社区的活力与自循环能力，实现多元主体共建社区应急底盘的全新的治理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社区对抗疫情时疲惫无力，绝非仅因政府与社区的治理能力较为低下，还与当地的社会组织与居民因种种原因未能积极参与地域共治有较大的关系。
但统筹社区内外的人、物、空间与机制绝非易事。事实上，仅针对组织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人类就已在科层制与扁平式的两难抉择之中徘徊了数百年，迄今只能得出“结合两者、进行混序式管理”的不负责任的结论。更不用提当前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热点的“巨型城市集中发展模型vs.分散地方发展模型”、“发展vs.环保”等究极问题依旧无法得出有效答案。可以说，社区治理的乏力直接揭露的是人类对世界、价值、生命、运动、存在等问题的认知的极限。那么，使用集中了人类智慧的数字化技术来辅助社区治理自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决定。
后疫情时代，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在防疫工作中，我们已能直接使用数字化技术解决很多社区功能与社区底盘在防疫工作中出现的新需求。一码通、信息化流调辅助、热成像人体测温、在线会议平台、线上办公系统、数字外卖系统……覆盖到市民生活全方位的好用有用的数字化技术助力中国防疫工作，得到了如哈佛商业评论、世界卫生组织与《外交学者》等多家外国媒体与网站的赞同。而数字化技术赋能社区防疫还不能仅仅止步于服务防疫期间出现的社区功能的新需求。当前，村社作为党和国家公共政策执行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与服务人民群众的前端窗口，在防疫工作中承受着全面的考验。而作为科层制组织的末端，基层治理者经常疲于应付层层加码分配而至的各类繁杂的任务。毫无疑问，疫情爆发期间来自各部门的冗杂与重复的信息加重了基层治理者们工作压力，更给他们迅速应对防疫工作中出现的种种突发问题带来了阻力，严重影响了村社在防疫工作中的表现。针对疫情爆发期间出现的各类社区应急底盘失灵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对在社区防疫工作中起重要统领作用的各层级治理主体进行数字化赋能，以帮助社区重塑组织体制，建立可以更好地应对疫情的社区底盘。同时因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维护对使用人员的要求并不高，县域级行政体可通过数字化改革迅速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为其开拓数字防疫工作护航，并缩短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治理水平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