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许多地方积极探索，既组织和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参与防控，又发挥社区防控一线的作用，取得了较大成效。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中也表现出不少“短板”与尴尬：一是社区准行政化倾向导致“小马拉大车”。二是社区功能定位带来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存在较大差距。三是社区网格管理模块化出现居民信息缺失。四是社区建设差异性造成治理成效差异化。五是社区工作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居民多元化需求。后疫情时代，如何补齐社区“短板”化解社区尴尬，保证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在社区日常管理中用得上和真正管用，让部门主动帮助、干部主动服务、居民主动参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大胆实践，着力“四治”，切实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共治”，推进社区治理常态化。着力“智治”，推进社区治理智能化。着力“微治”，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着力“法治”，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
社区是基层居民自治的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社区治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社区处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线， 为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渠道、构筑疫情防控人民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社区工作者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排头兵。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许多地方积极探索，既组织和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参与防控，又发挥社区防控一线的作用，取得了较大成效。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中也表现出不少“短板”与尴尬：
一是社区准行政化倾向导致“小马拉大车”。作为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上级组织管辖的准行政化组织。一方面承接职责职能多，据对某地级市中心城区某社区的调查，该社区根据街道党工委和有关办法规定，承担了社区党建、城市管理、民政救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维稳、经济统计等各类社会性事务近20项，日常上传下达工作更是不计其数。另一方面，各级机关条条块块工作重心下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每一项工作都重要都马虎不得，社区应接不暇，有时不得不疲于应付。
二是社区功能定位带来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存在较大差距。社区居民委员会通过居民选举产生，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其功能定位与其要承担的工作任务明显不相称，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区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其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处置上的“ 短板”仍显露无遗。主要表现在：部门协调难，难以协调辖区内各级各部门配合社区统筹疫情防控；人员整合难，对辖区各类人员整合缺乏约束力；力量组织难，不能及时有效配置防控人员；物资调配难，除统一调配外只能各显其能被动请求各级各部门提供援助。
三是社区网格管理模块化出现居民信息缺失。社区网格约定俗成、多年不变，一些地方结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行网格化管理，但“建后乏管、建后少用甚至不用”等现象比较突出，模块化的定势在疫情防控中作用发挥不够。一些社区分出了网格，但并未逐户录入居民信息，网格只是个分区概念，而具体详情不得而知。有的社区网格管理虽然基础较好，但并未对城市化进程中居民较快流动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动态调整不到位，更不了解春节期间临时进出人员变化，疫情突发，底数自然不清，增加了入户调查、摸清基本情况等工作难度。
四是社区建设差异性造成治理成效差异化。城市社区千差万别，带来治理成效较大差异。权属不同造成管理水平各异。一般以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主的小区便于管理，但企业改制后的小区管理难度较大。有无物业管理难易也不同。新近开发商品房，一般有物业管理，较之老旧、散居住房小区管理普遍要好一些。平时社区精力主要集中在履行自身职责，完成各级各部门布置和交办的工作，管也只是限于大的街道和有关统一安排的公共卫生及服务，对小区管理往往只作常规性要求，对各小区的内部管理着力不多。由于没有有效制约的手段，许多小区只能自发管理，除极少数小区比较规范，整体水平不是很高。
五是社区工作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居民多元化需求。社区工作者基本上为聘用人员，人员待遇虽按一定标准由地方财政负担，但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吸引力不大，聘用和补充综合素质较高的工作人员比较困难。有的地方采取后备干部到社区挂职的办法，也只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疫情防控中，广大居民按要求居家隔离，居民的要求各有不同， 寻问防疫知识、求医问诊、特殊出行、买药购物及其他个性化需求等，都需要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回应并满足居民所需所求。这很大程度上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是“多面手”，全力用好自身专业知识、协调能力，还需要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而社区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以及人员偏少的现状，导致一些社区出现居民需求得不到满足、服务质量不高和拖延等问题，造成群众的不理解和情绪激动，不利于形成群防群治的格局。
后疫情时代，如何补齐社区“短板”化解社区尴尬，保证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在社区日常管理中用得上和真正管用，让部门主动帮助、干部主动服务、居民主动参与，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大胆实践，着力“四治”，切实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着力“共治”，推进社区治理常态化。一是要强化党建引领。加强党对社区工作的全面领导，将党支部建在各个网格，健全党员突击队及党员先锋岗，切实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强化多方共治。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实行机关干部下沉社区常态化。激发社会组织承担一定社区和社会责任，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序发展公益慈善、防灾减灾、邻里互助、纠纷调解、教育培训、文体娱乐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社会组织，服务城乡社区居民。二是要强化全周期治理。以系统集成方式构建社区治理链条， 推进多主体参与、跨区域协同、差异化作战，实现社区治理全流程、全要素管控，提高社区应对疫情等重大风险灾害的能力。三是要统筹好社区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化治理。处理好平时与战时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社区日常治理体系，下功夫补齐社区治理上应急处置、协调配合、资源动员、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与不足，落实预警和风险防控预案等措施，提升治理韧性，确保平时治理有效、战时战之能胜。
着力“智治”，推进社区治理智能化。一是要推进融合共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出特征，也是网络社会的重要特点。社区“智治”要适应变化，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进科技赋能，推进技术、业务和数据融合，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加强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之间的协同管理与服务，为社区治理提供第一手信息参考。二是要推进“互联网+社区政务服务”。将“互联网+政务服务”网络体系延伸至社区，居民就近通过网络系统申报事项、办结事项。推行“一次不用跑”服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适应居民多元化需求，考虑群众年龄等不同特征，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能网上办的尽快网上办，可现场当面办的马上就办好。三是要推进社区治理与智慧城市建设同步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区治理面临重大机遇挑战。当前，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要牢固树立信息化服务社区治理理念，将社区“智治”纳入智慧城市建设范畴同部署、同推进，切实提高社区治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着力“微治”，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一是要专业化。适应社会分工专业化、精细化要求，遵循社区治理内在规律特点，加强社区治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书记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享受事业编制人员待遇政策。符合条件的社区（村） 党组织书记“进编”后编制放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仍继续在社区（村） 工作，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探索试行事业单位招聘时拿出一定数额选聘社区工作者的办法，增强社区工作的吸引力。出台更加优惠条件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中聘用社区工作人员，大胆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充实社区工作力量。加强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安全和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增强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二是要特色化。社区治理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事关居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要十分注重微中显特、特中求优， 把精细化文章做足。要着眼于小、着眼于细、着眼于点滴，搭建微平台、收集微心愿、开展微行动、办好微实事。要推行小网格微治理，鼓励社区人管好社区自己的事；要动员辖区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及各界人士，主动认领微事项，与需要帮助的居民结成对子，为社区办好每一件事情，于细微中彰显精神品质。
着力“法治”，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一是要涵养居民守法意识。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社区治理不可或缺。要加强对民法典的宣传教育与培训，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二是要依法解决矛盾问题。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认真排查社区矛盾，依法推动解决老问题和新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对社区可能出现的“疫后综合症”进行逐一摸底，重点摸清因病致贫、因疫失业和疫后门面出租、劳务纠纷等突出问题，协助当事居民化解困难、纾解矛盾。要坚决落实各级政府有关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等疫后重振政策措施，让居民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把握新经济领域、新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引导居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遵纪守法，正确运用自媒体，营造健康网络环境。三是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正气，多形式讲好抗疫故事，用身边的典型激励斗志， 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凝聚起强大的治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