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返乡，因疫情防控政策不符合国家规定，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数番沟通。
比较遗憾的是，至今未能获得如国家“二十条”“九不准”所规定赋予的权利，但也大致获得了一个最平衡的结果。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有诸多有意思的观察。借此机会记录一下。
至于标题所涉及的三个关键词，也是我此番记录的核心关怀所在。
首先是疫情防控。疫情防控是这几年来我国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这项政策改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身处其中，也算是见证了历史。在见证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所发生的、我们只能在书本或影像里看到的东西，从而对世界、对社会、对未来能够有更清晰的把握。而最近这个时间节点，也颇为重要，在今天以前，全国各地发生了一些事情，很多诉求不一的人以同一个名义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种历史上发生过、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而且可能导向多种不同结果的现象在某一个事件的产生之后迅速蔓延，在此之后，很多政策快速地发生调整；而在今天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大势所趋，似乎可以预料到某些东西会逐渐回归，但有些代价也会在预料之中或之外到来。
其次是返乡青年。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也有在尝试去观察包括我在内的这样一个群体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当我们从大城市回归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地方，我们会如何去面对两套行事逻辑之间的落差，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心中所相信的“应然”在实践中难以被落实、被响应哪怕是被理解的落差。尤其是，我们如何面对，当我们经受过人文社科方面的教育，但又在社会磨练方面显得不够老练，我们在象牙塔里谈论乃至辩论正义、真理，但面对具体政策执行当中“秀才遇到兵”的情境。此外，返乡青年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种过年或放假回乡的人，有不少在外地读书但选择回乡就业的朋友亦包括其中，那这样的两批人，回到家乡之后，是否会推动家乡去做出什么改变？至少，在对政策的理解上，我明显感觉到我与父母的不同，而在与工作人员的沟通当中，我也明显感受到稍微年长的工作人员与同龄的工作人员之间沟通的区别。
最后是小镇治理。小镇治理是个很有意思的议题，我们从小镇长大，其实回忆一下我们离开它之前的岁月，我们一定能记得，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在这个环境之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可能我们没法懂那么多，但我们至少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好像不能做因为大家都不做或者讳莫如深，哪些得去请示老人或者大人之后再做定夺。当时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黑箱，也许我们对它输出的结果是清楚的，至少表面上是清楚的，而且我们形成了相应的或因习惯、或因认可、或因恐惧、或因人云亦云的行为规范。长大后我们可能会对其进行质疑，不过我们也不确定，我们的质疑当中，有哪一部分是“进步”的、“明智”的，哪一部分是“本本主义”的、“书呆子气”的、不懂得“因地制宜”的。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这未必是“小镇特色”，也许大城市里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
或许以上问题都不会有答案，至少在下文不会有答案，但只是作为一个冗长的引子，下文主要做的还是对于事实的阐述。
（二）
回家之前，早有耳闻有同学从北京回来之后被拉去隔离，后续还了解到同学被凌晨捅鼻子进行核酸检测。
当时我的打算是，我也不打算出门，但我得线上上班。换言之，你让我居家隔离，对我的规划是没有影响的，但被拉走就面临着不确定性。
在之前我也有简单浏览了国务院“二十条”，并在国务院客户端确认自己所在区域为常态化防控区域，按照我的理解那就是低风险区，因此拉走隔离是不符合规定的。
于是在跟村委报备沟通的过程中，我截图了国务院客户端的低风险认定与国务院“二十条”发给对方，对方回应如果家里条件符合，则可居家隔离。我强调了一番自己的房间符合村委提出的条件，于是暂时决定让渡自己的合理权利，不做下一步的争取。
回到家后，跟家里人说了村委的要求，七天在家，大白上门做核酸，并且每日上报体温。
父母犹犹豫豫地说ok，但面露难色，跟父母沟通后，发现我之前有一点是欠考虑的：大白上门做核酸在一个小地方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这对开店做小生意的父母而言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经过询问，大白上门的时候是不确定的，我只能在他们上门前一会儿提前得知消息，而考虑到我现在正在进行一份涉及到我未来工作的实习，这也构成了一定的打扰，如果我公司在开会突然大白来了怎么办呢？
于是，我打算就此表达我的诉求，并指明我诉求合理性的来源：我来自低风险区，而我目前面临的管控类似于对高风险区溢出人员的管控。村委负责人对我这个诉求表达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他们按政策执行，最后一句回应略带不耐烦，说要是有问题让你父母明天来村委。
此时我爸妈开始劝我配合，我表示不理解，并拨通了我区24小时防疫电话，并用方言表达了我的诉求，即，现在我面临的管控措施违反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希望得到一个解释。区里的接线人略显紧张，说话开始磕磕巴巴，说现在执行的是某某时间的政策，广州刚刚有政策调整，但我们还没有，我回应称，我说的不是广州的政策变动，而是国家发布的二十条，这个已经是发布了一段时间了，对方愈发紧张，说是市里的规定。我感觉这个时候再跟他聊下去似乎也没有进展，而且确实也不想为难工作人员，确认是市里的政策之后，拨打了市里的电话，未拨通。
此时父母开始劝我，算了吧，就按照政策来。我爸只是简单跟我说，算了吧。我妈说的多一些，大概两方面。第一是，还是配合一点好，至少这样我们自己不用担责，如果不配合那出了事得担责，这个时候我爸补充，大家不会看你是不是有国家文件背书，只会觉得是你这个人不配合。我妈说的第二点大概可以概括为危言耸听，开始跟我说村里某某人也曾经很能跟村委抗争，也争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还是被警察带走了，拘留了。然后又强调我还小，不懂得社会的运作，劝我不要跟政府作对。我对此提出质疑，我认为我不是在对抗政府，我在有理有节地沟通，我没有说一句脏话，电话挂掉之前都是“辛苦了”“谢谢”，我怀疑那个被警察带走的人可能有一些过激的言论。随后我反问我妈，所以那个被带走的人当时是怎么抗争的，我妈沉默，随后说她也不知道。但还是劝我到此为止。
当天晚上，还有不少看到我朋友圈的朋友选择私信联系我，有的跟我吐槽ta面临和我一样或类似的境地，有的来咨询现在汕头政策如何，有的来给我建议如何更有效地争取，有的来跟我透露也许地方政策马上会有松动，有的给我提供了投诉渠道。他们当中，也不乏现在供职于体制内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跟我聊起了本地基层的工作情况，提到单位在这一段时间已经离职了几位同事，有人也因为工作过劳肥，在防疫过程中，男生被安排日夜颠倒，而外派支援其他乡镇的人在那段时间晚上甚至只能席地而睡。
凌晨一点，我获悉下达到各镇政府的文件与村委的要求似有出入，于是私信村委负责人，传达了我获悉的情况，并让她去问一下镇政府那边作何要求。同时，我在汕头市便民服务公众号那里，提交了我对疫情防控层层加码现状的投诉。
（三）
回家第二天早上，我拨通了市里12345热线，反映了我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并以“二十条”为标准列举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市里的接线员是一位女生，思路比较清晰，态度也比较和善，她认真询问了我目前所遭遇到的加码情况，并对市里的防控政策做了解释。这里我存在一个自己的失误，即我对“二十条”只做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而“二十条”当中规定了高风险外溢人员的防控方案，但未涉及如何处置低风险区人员的具体说明。因此，市里的解释是，他们对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确实遵照“二十条”的办法进行，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规定，而我按照这些规定应该被这么处置，即三天隔离四天监测，此外，她也认为，我们村委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存在加码行为。而在对市里规定存在质疑的同时，我至少明确了村委的行为有在市里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加码的事实，于是，我要求帮忙处理来自村委的加码行为，电话那头给了肯定的答复，并表示七天内会处理。我表达了我的疑惑，七天内是几天，如果到第七天那我都放出来了，那这个处理有何意义？对方答应会尽快。于是我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我发现我的核心诉求还是没有解决。于是我再次翻看了“二十条”“九不准”，发现“九不准”的第二条规定：“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换言之，汕头市政府的政策违反了“九不准”的第二条，对我这名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了强制隔离的措施。
既然确定了是市里的规定，那我往市里投诉也无济于事了。于是我拨打了省里的电话。但遗憾的是，省里的电话迟迟未能拨通，好不容易拨通了一次，对方接的人竟然称自己负责的是广州市的，然后带着一种略带慵懒的语气跟我说，按照广州市的政策，我应该是三天监测即可，但她又强调，每个市的政策又是不同的，她只是负责广州市的。我对这一点提出质疑，说我拨打的是省里的电话，并询问如果我想打省里的电话，应该打哪一个。对方给了我一个号码，于是我拨通了一个新的号码，结果拨打的时候手机界面跳出“广州市防疫办”六个字，我挂断后确认，这个号码其实是广州市的，遂作罢。
下午，我打开了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在投诉那一栏简要概述了我这边的情况。与此同时，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位浙江的学妹面临了跟我一样的遭遇，甚至她在向各级政府单位投诉的时候获得的回应跟我也别无二致。此外，一位在广州念书的老同学也跟我吐槽了她的遭遇。据她描述，省政府与教育厅安排遣返学生并交代居家三天即可，但回到家后他们被拉去集中隔离。其他对汕头防疫政策有异议的本地同学面临的遭遇大致如此，基本上就是基层强调自己只是在执行上级要求，甚至指责维权学生找麻烦，要求学生“按规矩办事”（聊天截图原话），最夸张的是有学弟因为跟基层讲道理而被叫来了警察。至于父母方面，基本上父母也对大家维权的举动持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意见，个中原因没细问。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天下午我收到镇里的电话，竟然跟村委又有些许不同。这种感觉很像什么呢，就像你在打辩论，但对方辩友第一立场反复跳动，第二只拼命复读己方立场诸如“我的持方就是如此”而从不论证其合理性一样，你会觉得这都没法好好讨论。
最后，我把我和镇里通话的录音发给了村委负责人，由于他们双方的要求存在矛盾，我选择了按照镇里的要求来，而这个要求就是我开头说到的达到了某种需求的平衡，我不打算继续往下理论了。
我说，镇政府要求我如此这般，我有录了音，姐你听一下，而村委负责人至今没有回我消息。
（四）
后续一定还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的发生，比如我今早得知之前市里封了一个两万人的小区，小区住户以汕头大学教职工等知识分子为主，大家发起了游行抗议。让我意外地发现原来我们这个小破地方还有如此一群力量在捍卫自己的合理的利益。
当然，落实到小镇，在我看来几乎还是不可能的。而主要缘故，我个人认为，倒不是因为小镇的人不会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产生维权意识，而在于，在一个生活节奏如此慢的地方，以及大家对新冠仍有顾虑的环境下，他们也默许了这样一种防疫方式。而市里会反抗，跟他们住小区、平时有上班需求，有着莫大的关系。
小镇的防疫政策存在层层加码的状况，但在另一个角度上看，也存在“松”的情况。与其说小镇管的“严”，不如说小镇管的“粗糙”。比如说，第二天镇政府要求我次日做核酸，可是第三天镇里做核酸的人不上班，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很多这种粗糙，部分是来源于小镇的基层人员执行能力的上限和认知的上限。不然，我也不至于会遇到一批不断复读政策的人，这也是我最后放弃跟他们争论，而是往更上一级投诉的原因之一。大家还记得那个刘姓社区书记吗，说自己没法参加女儿的成人礼而很委屈那位，在网络上遭受了极大的批评。我觉得这位很能代表部分小镇基层工作人员，大概她也觉得自己真的很委屈吧。而我如果继续据理力争，只不过给爸妈在村里找点人情上的小麻烦，而很难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所以我争取的目标也是，如何达到一种平衡，而不是实现我对自身合理权利的完全获得。同样的道理，我投诉了汕头市的防疫政策，就真的能有效果吗？恐怕也不见得。但我还是会期待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去做类似的事情，这也算是在推进地区规范治理的一种努力吧。
我也不打算为这种小镇的“粗糙”做辩护。事实上，小镇的“粗糙”很多时候就是对人民合法权益的伤害，只不过大家对此习以为常。我小时候也会觉得一些电视里看到的游行示威很无理取闹，我觉得很没必要，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多少村霸也是借由这种大家对“粗糙”的“习以为常”侵占了多少集体的权益。当然，另一方面，我也想为小镇做一点辩护，我刚到广州上大学的时候，也会惊讶于一些朋友会对乡镇有着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就像我小时候戴着我生活环境给予我的有色眼镜去看大家在争取自己合理权益，会觉得无理取闹；我斗胆也下一个定论，我觉得有时候戴着城市环境给予我们的有色眼镜看乡镇，也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即使你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看到了“事实”，但也许这并不是事实。这种经历其实也会使得我并不太会沉醉于西方的某些叙事和一些看上去很前卫的概念，抛开这些天花乱坠的精致修辞，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还是得回到面对一个个具体事件的具体回应当中去。
最后，我爸仍然不支持我为这件事去做过多的事情，用他的话就是，好了，就这样吧。但对于我争取到的权益，他也感觉高兴，以及在听我讲述我的其他朋友为自身权益进行投诉和沟通的事情之后，他也说，也是因为有你们年轻一代的这种意识，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愿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