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清晨，带着夏末余温的风拂过福建省闽清县某小学的操场，校园里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大大的脑袋，黑色的身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一个穿着干净白色衣服的小男孩坐得笔直，正捧着课本大声朗读。
他叫荣荣（化名），今年8岁。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脊背挺直、眼里有光的孩子，曾被迫辍学在家，衣衫褴褛地蜷缩在霉味刺鼻的木屋角落。直到半年前，那辆闽清法院的司法警车碾过泥泞山路，带着他重返校园。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的入学之路，走得格外坎坷。
“法官叔叔，我想去上学”
这起司法救助案件始于一场离婚诉讼：声称“过不下去”的父母，却让孩子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先于婚姻走到了尽头。
时针拨回至今年3月，闽清法院池园法庭立案窗口收到了一份看似普通的离婚诉状。原告李某在诉状中倾诉了自己多年来的苦楚，其中提及其妻子张某不愿意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一情况。当承办法官询问孩子的现状时，荣荣的故事才逐渐浮出水面。
李某常年外出打工，把年幼的儿子荣荣丢给老家年迈的爷爷奶奶照料。妻子张某虽在家待业，却对荣荣不闻不问。由于居住地偏远、山路崎岖难行，老人无力接送荣荣上下学，本该读一年级的荣荣仅上了几天学便无奈辍学在家。
当地学校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曾多次与李某、张某夫妇沟通荣荣上学相关事宜，二人却互相推诿责任，劝说未果。
池园法庭干警回忆起初见荣荣的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天，他们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那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木屋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揪心：荣荣蜷缩在二楼杂物堆中，赤脚蹲在霉斑遍布的墙角，破烂衣衫下是密布的蚊虫叮痕，指尖还沾着昨夜剩饭的油渍。
“法官叔叔，我想去上学。”孩子怯生生的声音，像一把钝刀扎进每个人的心里。本应在校园里嬉戏的他，却因父母的婚姻危机，陷入生存与教育的双重困境。而最让人心碎的，莫过于孩子最简单的心愿，被残酷的现实无情碾碎。
重返校园的波折之路
审判团队立即展开救助。法庭干警将荣荣带到镇卫生所处理溃烂的伤口，为他采购合身衣物，并在法庭宿舍协助其洗澡、涂药。考虑到父母监护能力暂时缺失，法官联系到愿意临时照料的姑姑，在完成必要的医疗处置后将孩子交由其带回。
当姗姗来迟的姑姑将熟睡的荣荣接走时，月光下那份由法官悄悄塞进行李的文具，承载着司法者最朴素的愿望：至少让这个夜晚的温暖延续得久一些。
然而，温情救助终究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4月23日，池园法庭果断启动刚性干预机制，联合村委会、派出所向李某、张某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与《训诫决定书》。
然而，当五月蝉鸣再起时，回访干警的心却再次沉入谷底。荣荣的父母虽然增加了对荣荣的照看时间，但荣荣仍处于失学状态。
“你整天在家连孩子都看不好！”李某拍着桌子吼道。“你半年没往家拿一分钱，我拿什么养孩子？”张某抹着眼泪反驳，“除非你每月给1600元生活费。”
“你们为人父母，看到孩子这样不会心疼吗！”法官当即打断两人的争执，蹲下身握住荣荣布满伤痕的小手，接着拿出手机展示荣荣同龄人在校学习的照片，“其他孩子都在成长，荣荣却连拼音都不会，这是你们的失职，根据法律规定，你们的行为已涉嫌严重违法。”
看着照片里孩子们的笑脸，再对比荣荣消瘦的面容，荣荣父母终于沉默了。李某搓着袖口嗫嚅：“我会支付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可现在学期过半，上学也跟不上啊。”面对荣荣父母的顾虑，法官主动协调当地小学开通“绿色通道”，校方特批荣荣“可随时插班入学”。
迟到的读书声
“学校那边我已经协调好了，明天就能入学。这是荣荣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别让孩子再失望。”法官再一次找到荣荣的父母。李某终于点头：“我明天就去把学费和生活费转给孩子他妈。”张某抹着眼泪接过入学通知书：“我明天就送他去上学。”
5月27日，凤凰花开的清晨，在法官、民警和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荣荣终于背着新书包踏进教室，那个曾经蜷缩在杂物堆里的孩子，如今终于可以在课堂上大声朗读。
最终，闽清法院以“未达到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且“未对离婚后小孩的抚养、教育问题作出妥善处理”为由，判决驳回李某的离婚诉讼请求。当荣荣回头向护送他上学的法官挥手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重生，更是司法温度融化坚冰的生动写照。
从初期救助到强制训诫，从劝说履责到协调入学，法院穿透离婚纠纷的表象，始终将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作为裁判核心。正如法官在笔记本上所写：“每个孩子都不该成为婚姻战争的牺牲品，司法不仅要裁断是非，更要修补破碎的成长环境。”
当家庭保护失灵时，司法机关必须成为守护童年的最后堡垒，通过建立“紧急救助—制度干预—教育修复”的全链条实践，让每个“想上学”的呼唤都能得到回应。法官回访时沾满泥土的鞋履、盖着鲜红印章的判决书，最终都化作孩子作业本里夹着的那张《家庭教育指导令》，薄如蝉翼却重若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