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民营企业在协同提供公共物品，强化服务共享意识，同时，为保障员工劳动关系稳定性等方面担负了重要的法律责任。应该在观念、法律和政策层面协同落实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综合激励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民营企业也要充分发挥企业党建枢纽和抓手作用，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 民营企业 社会治理 社会责任
一、引论：民营企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就“治理”一词本义而言，强调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协同发挥作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推进社会治理同样需要激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而不是政府管控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是社会治理当然主体之一，从治理所坚持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出发，进一步将社会力量区分为与政府部门对应的私人部门以及第三部门，则更应肯定民营企业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因与民营企业对应存在的国有企业归属于政府部门，民营企业才真正意义上代表私人部门，“民营企业家才是市场意义上的真正商人，政府与民商的关系，才典型地体现着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然而，一直以来，无论在社会治理官方话语还是学术话语中，民营企业往往并不受重视，社会治理通常被理解为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主要是“三社”——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以及社工人员）联动从事的事务，是运用法、理、情三种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的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在此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治理的主体与民营企业无涉，甚或民营企业劳资矛盾较为集中，矛盾双方阶层对峙意味又十分鲜明，从而易于被当作社会治理的客体而非主体。
本文观点却非如此，从以往政府行政管理本位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转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内涵所指。更应注意到，民营企业在实践中不单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经济力量，同样是新兴的社会治理力量。
概括来说，转型期社会治理从其价值内涵出发，突出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要回应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社会转型期间凸显出来的社会问题，维系社会公平与稳定；二是要满足民众合理需求，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当前，民营企业正围绕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显示出空间广阔、意义深远的参与作用，展现为参与企业外部社会治理以及开展企业内部社会治理两个行动维度。
二、民营企业参与企业外部社会治理
企业外部社会治理，意指企业外部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治理，民营企业应参与其中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一）担负各种社会责任，助推社会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基本功能指向即为社会治理，因其可以提升社会福利与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和谐。2013年全国工商联联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开展的一项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76.76%的家族企业认为“应该参与社会管理，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担负社会责任的角度，为企业外部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作出了贡献。
承担经济性社会责任，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公共税收资源。以提供就业来说，2015年《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实有私营企业1684.5万户，私营企业雇工人员和私营经济投资者人数分别达到1.14亿人和30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14.76%和3.88%；从税收贡献来说，经测算，除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广义民营经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大约为68.3%，在民营经济扎推的温州，40多万家民营企业税收贡献率超90%以上。
民营企业担当公益责任、环境责任、安全责任等伦理性社会责任越来越认真。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伦理经济，不合社会伦理的企业终将被淘汰，加之供给侧改革，政府管制和社会监督不断加强，民营企业担负各种伦理社会责任愈发自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2015）》显示，全年企业发布的1703份社会责任报告中，民营企业报告数量占到了33.2%。研究亦发现，国有企业履行了更多的中级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则履行了更多的基本社会责任和高级社会责任，对投资者、供应商、环境和弱势与公益群体的关注相对较高，这些方面也正较多体现为伦理社会责任范畴。
（二）协同提供公共物品，助力社会治理
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倡政府应该 “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之间有着明显且重要的区别，提供（掌舵）仍应由政府来承担，但生产（划桨）可以民营化方式完成，只要实施得当，可以大大改善绩效14。据此，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质上也就是通过民营化，增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在当前也同样成为我国政府自上而下的重要战略，经由此，民营企业也正好发挥了助力社会治理的功能。比如，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养老成为政府社会治理核心命题之一。
大量相关民营企业在政策鼓励下以PPP方式踊跃参与养老公共物品供给，既打开了市场盈利新渠道，弥补了政府失灵，同时也无形中协助政府担当了社会治理使命。再如一些地方出现的“治安外包”“城管外包”等行为，也体现出民营企业与政府共同提供公共物品、推进社会治理的意涵，虽面临一些争议，需在合同监管层面进一步作出改进和完善，但其对于增进社会治理效率仍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三）强化服务共享意识，助益社会治理
步入新世纪以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企业承担责任进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即服务利益相关者和公共利益、加强社会服务意识，由于民营企业身处体制外，从现实来讲，其政治地位、经济资源与市场空间均属有限。
这在一定意义上，更驱使民营企业重视以服务取胜。事实上，民营企业目前也正是较多集中于以提供服务价值为增值主渠道的各类服务业，尤其是大量民营企业涌向“互联网+”创造的各种共享经济新业态，这些新业态的运行与快速发展，不但显著增强了参与其中的民营企业服务与共享意识，也整体带动了市场经济下社会公众之间的共享与服务意识，这既与社会治理的主旨相吻合，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精神动力。
三、民营企业推进企业内部治理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投资人员与就业人员合计近1.5亿人左右，吸纳如此大规模人群，民营企业内部运行稳定就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事务，同时也体现出公共性与外溢性特征，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特别是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改善，有着重要且明显的社会治理意蕴。
(一)保障员工劳动关系稳定性和长期性
由于民营企业就业人员均为体制外人员，一线员工乃至部分管理人员以农民工居多，民营企业为解决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担负了十分重要的责任，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民营企业为保障员工劳动关系稳定性和长期性亦担负了很重要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实质上均体现出民营企业分担了针对其内部人群特别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的社会治理职责，这非常有利于缩减城乡、地区和阶层差别，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反之，如果民营企业对其员工尤其是农民工管理、安抚不当，则极易触发矛盾，并可能激化为阶层、地区间矛盾，甚至成为“导火索”向企业外部蔓延。
(二)重视员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
除了通过提供劳务报酬、代缴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等满足民营企业员工物质需求，从而构筑企业内部治理底线外，民营企业也越发重视员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例如，为其创造培训机会，开展体育、联欢、旅游活动等，既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士气，也充实了员工内心世界和业余生活，促进心理健康，实现了更高的后物质层次的治理；一些民营企业更显人文关怀，对于本企业农民工子女设法给予关爱，温暖员工人心，促进劳资和谐。
例如，温州某民营企业2016年夏季策划举办了“精彩一夏”暑期夏令营暨“候鸟助飞”公益课堂活动，公司200多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与其中，不但获得了与父母相聚的机会，而且收获了同伴友谊，增强了生活自理能力，赢得了员工的赞赏与感激。
(三)党组织应发挥枢纽与领导作用
民营企业开展内部治理，党组织应发挥枢纽与领导作用。目前，仍有一些民营企业忧虑企业党组织设立和运转会增加成本、束缚经营，因此对于在本企业开展党建活动热情不高、主动性不强。但在浙江省温州市、福建省泉州市及厦门市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党建总体持积极态度。
2010年，温州市25家中小民营企业由市委组织部牵头，以10万至20万年薪向全国公开招选企业党组织书记。民营企业之所以重视引入“红色CEO”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原因是从企业党建中尝到了甜头。企业党组织通过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激励员工爱岗敬业，为企业争作贡献。
更主要的是，企业党组织成为服务型政府和党的经济政策延伸至民营企业的组织渠道。例如，温州市建立了非公企业书记直通制度，发挥书记的政策直通、服务直通、问题直通功能，凡是上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开展的服务均由党组织书记负责传达和组织，发挥党组织书记作为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书记直通制度实行短短一年，党组织书记争取上级部门开展的服务项目210个，牵头化解难题1890个，组织开展政策宣传活动7230多场次。
由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党建工作受到民营企业主的欢迎和支持，企业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机构也随之健全并积极开展工作，企业内部治理呈现出健康、活跃的局面，这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外部的社会治理。比如，泉州市民营企业党组织在上级领导下，健全党群组织同步运作、作用联动发挥机制，做到“三个结合”。
第一，结合维护职工权益，推动企业规范用工行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使职工实现体面劳动，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第二，结合企业自我管理，推动企业建立职工民主管理、矛盾调处机制，承担企业平安创建、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流动人口管理等工作，构建困难职工帮扶体系，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第三，结合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扶贫济困、兴教助学、赈灾救灾等公益活动，引导企业奉献爱心、回馈社会；协助和推动企业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加强诚信建设，促进环境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四、进一步释放民营企业社会治理功能
不可否认，从单一的经济理性出发，以及根源于转型期法治不健全与伦理失范，现实中确实也有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存在着外部逃避社会责任，内部恶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逆社会治理现象。2013年一项针对浙江73家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就显示，从因子得分来看，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总体水平仍属不高，社会责任各因子履行处于不平衡状态。
2017年一项研究揭示，山西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同样存在这一情况；一项对安徽省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亦发现，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失衡和无序等问题。尽管如此，就全局和根本意义上而言，以上内外两个维度的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作用应是可以成立的，也是有目共睹，或有数据为证的。
当前，如何进一步释放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这两方面功能作用，尤其是推进以往理论与实践层面均重视不够的企业内部治理？前提是观念范式要转变，尤其要摈弃民营企业恶、国有企业善的偏激假定，不应仅将其视为社会治理严阵以待的工作对象，而须看作社会治理的重要伙伴。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内部治理，要予以肯定并给予足够的关注，要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在这一领域投入的总体努力，以及对于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治理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贡献。
（一）促进民营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
首先，最应在观念、法律和政策层面协同落实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为其更大程度上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提供可能和保障。这不但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也因为在当前经济生活中，民营企业还是有竞争力的。
发达国家经验也显示，技术创新主力是民营企业。为此，从立意于推进创新和有效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出发，应对党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两个毫不动摇”有准确、坚定的认识，国企应侧重于在自然垄断领域发展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踊跃参与国际竞争，其他行业则应全面、彻底向民营企业开放；
注重对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司法保障，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政策与管理层面，进一步简政放权，落实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地位，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态势下，尤须坚定信心，下气力拓展为企业降成本的政策空间，突出解决税负过重的问题，出台部门清单，清理规范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收费。
其次，进一步激励和推动民营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参与企业外部社会治理。尤其要注重以利为导，建立与企业切身利益相关的机制，以提高企业自身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同度，比如赋予社会责任履行程度高的民营企业以政治地位，通过合法的政治关联激励民营企业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从政府及社会的外在压力转变为企业内生性的需求，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再者，主管部门也应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促进更多的民营上市公司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使企业形成良好的自我约束机制，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二）加强民营企业内部治理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状况，既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能力，更取决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民营企业内部治理本质上也正体现出公民组织化自我管理。应肯定和明确社会治理的这一领域与工作，更需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关键在于充分、正确发挥民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作用，民营企业党组织工作原则应是引导而不是主导，参与而不是干预，协调而不是强制，监督而不是包揽.
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党建工作，把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放在推动企业发展、培育企业文化、关心关爱职工、履行社会责任上，避免党组织行政化、官僚化，致力于搭建两个桥梁来推动企业内部治理，一是企业与党和政府的桥梁，为服务企业以及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实现“亲”“情”政商关系与促进经济稳定作出具体努力。二是企业与员工的桥梁，基于客观、公正立场，推进公司治理，完善对话平台，达到企业主与员工经常化、制度化沟通，实现相互间协商议事、移情思考与利益共容。
2013年一项对珠三角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对劳资关系不和谐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协商沟通不良”，可见促进劳资沟通何其重要，民营企业党组织尤其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应通过组织工作，有效聚合企业“老三会”与群团力量，探索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方法，积极尝试移动自媒体途径实现与员工、企业主及其“新三会”管理层的经常性互动交流，争做员工的贴心人、企业主的知心人；精心策划各项文化娱乐和社会活动，构造劳资双方团结、和谐的企业文化。
其次，应建立健全组织部门、企业主、员工三方参与的企业党建考核机制，根据中央对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科学设计指标，综合评价党组织各项工作表现。再次，也应考虑到民营企业党组织以及其他群团组织社会治理专业力量的不足，通过企业党组织牵线搭桥，引入企业社会工作，一是帮助劳动者克服他们具体工作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困扰，从微观层面解决劳动者工作适应性和职业生涯发展问题；二是从法律和政策层面给予劳动者支持，同时也作出引导和教育，确立规则与理性意识，共建和谐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