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不仅有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摒弃了西方以资本掠夺为内核的农村发展模式，为后发国家在化解城乡对立矛盾、实现小农户大农业有机衔接、保障农业安全发展、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传承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实现乡村善治以及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等问题上提供了全新选择，为全球其他国家推动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农业强国 中国农业现代化 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不同于西方国家依靠资本积累和殖民掠夺、通过牺牲农民利益实现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立足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关注农民利益，不仅有利于化解城乡对立矛盾、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农业安全发展，更为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治理有效以及共同富裕贡献新思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构建城乡共同体的全新选择
纵观世界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其实质正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 经济学家刘易斯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往往受经济利益驱使，离开乡村前往城市。伴随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城市人口激增和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凸显，城乡差距的逐步拉大导致乡村渐趋凋敝。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落的乡村，城乡关系失衡背景下，农村人口外流成为必然态势。1970年巴西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城镇化率达到54%，1990年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便达到了70%，其城镇化速度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然而巴西过度城市化背后却隐含着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离开土地、贫富差距增大等诸多问题。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城乡融合，不仅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化解城乡关系失衡、处理农村人口外流问题的应对之策，更成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全新选择。
第一，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化解城乡二元对立矛盾的关键举措，是解决乡村衰退、城市贫民窟以及乡村空心化难题的主要办法。要遵循城乡转型发展规律，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搭建城乡协同发展平台，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为推动城乡融合予以理论支撑、现实基础和政策支持，从而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推进城乡劳动力结构转变。城市的发展不能以农村的凋敝为代价，工业的繁荣不能以农业的滞后为代价，市民的社会保障不能以农民的不断牺牲为代价。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农村“人口外流”问题，为农村人口的去留问题提供相应制度性支撑条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农民回乡种田创业，使农村人口转“流”为“留”，有效解决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难题。
第三，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动城乡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避免陷入因过度城市化而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曾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有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又有益于健全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全新思路
马克思曾指出，小农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他们的生产规模小，生产能力低，拥有较少的社会关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同样如此形容农民：“就像一个人站在河水之中，随时一阵浪花涌来便会让他们陷入灭顶之灾。”[1]农民的耕作生活已经足够艰辛，偶发性的天灾人祸便会给一个本就贫困的农民家庭带来巨大冲击，使他们的生存难以保障。因此改善小农生活成为世界各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着力点。尽管美国依托人少地多和农业科技优势，实现了规模农业发展，然而农业机械取代种粮农民也导致农民失业问题凸显。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美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两成。与此同时，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也面临着农民“无处可去”的现实困境，传统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后，农业劳作方式的改变带来巨大社会变革，农村地区随之出现农民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大幅减少现象。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农民。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破解了西方国家面临的农民“无处可去”的历史难题，为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提供了一条全新思路。
一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小农户接受技术培训，提高小农户的生产能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订单收购、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吸纳就业等多种形式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
二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完善小农户的社会服务体系，使小农户走上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截至2021年9月，全国共有380多万个家庭农场，农场平均规模为134.3亩[2]。我国已初步形成一套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小农户的发展，既超越了以往“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又解决了工业和城市文明体系下农民“无处可去”的现实境遇。
三是鼓励小农户创业就业。与西方面临的小农“终结”难题不同，我国支持小农户结合当地优势和自身特长，在农村创业创新，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支持小农户在家庭种养的基础上，开发乡村旅游、特色手工、文化体验等，实现农民创收致富。
实现农业安全发展的全新理念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保障粮食和初级农产品供给稳定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重点目标。实现农业安全发展，就是要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九连丰”，粮食产量连续八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初步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与口粮绝对安全。反观国外，当前许多国家还面临着粮食自给危机，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以放弃粮食自足为代价；非洲传统农业国家为了高收益改种咖啡、可可等经济作物；东亚部分国家在资本和霸权操纵下面临着粮食自给率低的艰难困境。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之问，在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同时，更为其他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农业安全发展贡献了全新理念。
一是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党的领导具体全面地落实到粮食生产全链条各环节中去，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从全局出发，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强调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都要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二是强化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化“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机制，加快推进现代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建设，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粮食供应链风险治理能力，积极推动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供应链各环节有机融合、有效链接、有效运转，确保粮食稳定供给、市场平稳运行。
三是出台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优化农民种粮利益补偿机制，提高种粮比较收益，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
四是提升种粮农民科技素质。让农民认识到应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高农民应用农业科技的积极性，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为粮食产能提升插上科技的翅膀。
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新路径
著名经济学家格申克龙首先提出“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在一定程度、一些方面可以实现后来者居上。美国经济学家列维从现代化理论角度对后发优势加以论证，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掌握了一定的后发优势和相对优势，但必须处理好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等问题，否则仍将面临着创新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导致国家经济因为增长缺乏后劲而陷入停滞状态。实际上，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是技术与制度创新的过程，是区域后发优势形成的过程。[3]20世纪初，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富兰克林·H·金实地考察东亚农业生产，高度赞扬中国的农耕文化，认为美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穷尽地力，而中国农耕历经四千余年，土壤仍然肥沃并养活了数倍于美国的人口。[4]在汲取中国农耕文明经验的基础上，桑基鱼塘的实践成为我国农业生态文明的典范，大食物观的树立使我国端牢中国饭碗。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不仅规避了后进国家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更为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
一是培育高素质农民。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发展的需要出发，帮助农民转变思想观念、丰富综合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和管理水平，培养造就眼界开阔、能够不断汲取新的技术理念的新型农民。通过完善农村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把城市人才吸引到农村，使农村人才得以留住。
二是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乡村产业体系，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和多环节增值，促进三产融合，引导农产品产业加工重心下沉到乡村。
三是发展县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推动县域发展是解决城乡关系失衡、发展不均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县域梯度转移，加强村庄规划建设，坚持县域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坚定文化自信的全新动力
乡村是人类文明的根基，是农民生活的家园，具有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落的渐趋消亡、农民的渐行渐远以及田地的逐渐荒芜，成为世界范围内乡村面临的普遍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欧洲农业时，指出小农往往被大资本大农业排挤，“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5]。 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背景下，农村逐渐沦为城市和大工业的附庸。如果仅考虑乡村物质建设，忽略对乡村文化、生态等功能，那么乡村只能被工业文明的浪潮裹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6]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不仅保留了农耕文明，传承了乡土文化，更为民众坚定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
第一，重视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中国几千年的乡土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悠久厚重的农耕文明。要立足农耕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推动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深入系统挖掘农耕文明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重要价值。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宣传优秀乡土文化时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立足本地特色，彰显乡村的文化价值，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第三，保护好农村文化传承载体。乡村建设不能“千村一面”，要根据当地的地域和乡土文化，打造具有特色的乡村风貌，最大限度保留当地的古建筑。要注重乡村多重功能的保护，让村民不仅看得见青山绿水，更能记得住乡愁。
实现乡村善治的全新模式
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曾对东南亚地区的农民进行观察，指出当传统农业遭受资本主义市场冲击时，农民往往会通过反抗的形式表达不满，借以维护自身利益。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则提出了“软政权”理论，指出在东南亚部分国家存在着不受法制和纪律约束的无序的权力行使状态，这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普遍现实困境。[7]无论是农民的反抗，还是基层社会内部存在的无序状态，都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 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必须要结合乡村实际情况。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异化的秩序模式即差序格局。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农村治理时，也强调了文化权力网络的因素。因此实施乡村善治，必须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的作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保留乡土文化，探索乡村治理新形式。
第一，注重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的作用。通过把党组织触角延伸到乡村社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以善“制”达善“治”。如广东省南海区总结出了“南海经验”，从贫穷落后的乡村转变成宜居宜业家园，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党建引领，通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推动当地城乡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8]
第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协同运作，强化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目标的顶层制度设计，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具体目标统一到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总体建设目标之中。如浙江省桐乡市注重充分发挥自治、法治、德治作用，探索“三治”结合的有效路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第三，探索乡村治理新形式。聚焦乡村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强化村民公共参与，创新村规民约实践形式，充分发挥乡村社区组织与志愿服务组织的治理功能。如浙江省象山县通过完善基层议事协商机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积分考评、规范管理村级事务等创新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全新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具体表现为农民和市民的收入悬殊，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悬殊。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权利贫困理论，认为人们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权利的丧失。比如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尽管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然而机械农业取代了自给自足农业，青年农民取代了年老农民，无数农民面临着“无路可归”的难题。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则超越“权利贫困”制约，实施产业振兴战略，关注农民切身利益，推广新型集体经济，为世界其他国家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提供了全新方案。
一是实施产业振兴战略。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农村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推进农业与工业融合发展，通过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不断扩大产业范围，推动产业功能转型，提高农业的附加值，推动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二是要关注农民切身利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资本增殖收益必须惠及全体农民，让全体农民共享发展成果，鼓励以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民增收。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是发挥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各类农户凭借集体所有权，不仅可以获得兜底保障，还可以凭借集体资产经营收入投资办厂，在整个生产、加工和流通全产业链环节中实现小作物大产业，进而缩小农民间的收入差距。在此过程中，要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充分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经营权。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9FKSB042）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夏浚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