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主要从事社会治理与政策、技术社会学、全球化与现代性理论等领域教研工作。
学术兼任联合国“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会议”专家组成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组主要成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技术社会学专委会理事长等。
【人物专访】
Q1、现在乡村社会治理在路径和手段上分别是怎样的，相较过去的乡村治理有哪些显著的变革，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这些变革？
张成岗老师：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乡村治理有效，乡村振兴才能久久为功地实现。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引导和规范多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乡村治理路径重视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渗透至乡村社会，智慧治理的场景应用在乡村治理中也讲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农民一直以不同形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在传统社会中，乡绅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传统乡村的认识范式可以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乡绅在以地缘和血缘空间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其品德、才识、财力和社会地位在乡村中拥有较高声望，推动形成以文化权威为特质的乡村治理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集体化形式构成乡村治理主体。此时村庄发展的目标是完善国家政权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治理的内生格局逐渐以国家为合法性基础，形成以政治权威为特质的乡村治理局面。尽管村民自治制度释放了“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但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依旧是政治权威代表，体现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治村形式。与此同时，乡村治理出现了一种“能人治村”现象；农民家庭也是乡村治理的行动主体，他们以关系为纽带，具有一定内生性。如今，乡村社会治理正在从自上而下的形式，走向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形式，更加注重农民的主体性和内生性。
Q2、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哪些主体的参与？有怎样的法定或非法定运行保障机制来促进各方的协调？
张成岗老师：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政府是主要组织和实施者，农民及各类涉农组织是重要参与者。在我们的实际调研中，会发现乡村治理中还会出现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参与，乡村治理呈现多元主体参与的情况。比如，我们在调研重庆市巫山县时，三峡集团自2002年起定点帮扶巫山县，扶植乡村产业，向巫山县的乡村派出驻村书记，三峡集团累计派往巫山挂职干部16名，其中有干部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以及其他各级荣誉等。还有烟台市和广州市的对口帮扶，在打开乡村市场上提供了帮助，为乡村治理实现村民的发展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
面向未来，应当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制度原则和规则导引，从根本上保障乡村治理的稳定性。一方面，乡村治理民主化要求真正落实基层群众自治权，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障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乡村治理民主化倡导多元主体民主地参与基层治理，即在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个人等参与乡村公共事务。
同时，应当从科技支撑上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信息化和精细化，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治理模式，推进乡村信息资源收集、处置、反馈的互联共享，提高乡村治理信息的覆盖度和效率值。相关组织单位要实现以精准结果为导向的治理精细化，即通过把更多的资源下沉到基层，构建全面覆盖乡村的网格化治理网络，以网格解决民众问题，为村民提供精准服务。
Q3、您认为新时代下，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主要的区别是什么？乡村如何实现“智慧治理”呢？
张成岗老师：相较而言，乡村仍是一个“熟人社会”，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的人情、面子规训在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乡村在场空间的约束力仍旧有效。在城市治理中，则更多面向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或者说“他者社会”。
在乡村社会中实现“智慧治理”面临机遇和挑战。机遇是乡村社会的空间有限，言语传播和村民对便民服务中心或者智慧中心的地点和场景相对熟悉，人与人的口口相传能够尽快扩大智慧治理的受众面和推广力度。但是，乡村社会的“智慧治理”也面临挑战，从整个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来看，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8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6%，而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81.3%。也就是说，乡村还有超过40%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数字鸿沟的问题在乡村社会还很明显，老年人在数字上的失能，“数字难民”可能更多地集中在乡村社会，这需要一套系统工程来支撑乡村“智慧治理”的落地。
从数字情境场域来看，一是要夯实乡村数字治理的硬件设施基础，加快光纤和5G网络的同步建设，提升移动通信技术服务质量。二是要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软件信息基础，实施数字入户工程，建立惠农、涉农的信息一体化平台，帮助农民了解农业农村发展的最新进展。
同时，要加强农民数字技能培育，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在乡村数字治理中此任务更是紧迫而又艰巨。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等群体，数字素养并不会随着拥有互联网权限或设备而自主获得。这需要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上重视乡村数字素养，建立系统化的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助力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增权赋能工程。从数字思维上来看，要让农民意识到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和效益转化能力，鼓励农民主动接纳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自身与公共发展事业上。乡村行政机构应该具有数字战略思维，整合村庄内部的主体、文化和结构资源，提升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天花板”高度。
Q4、乡村社会治理怎样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资源流动，来推进乡村振兴？
张成岗老师：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区出现的要素流失、结构缺失和功能衰退正是城乡关系演化的直观反映。过去，乡村哺育城市，为了城市工业发展，乡村付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如今，工业已“长成”，应该回报农业。工业反哺农业，是对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一种概括，是对“农业哺育工业”的升华转化。城乡要素的互动是打破乡村发展瓶颈的关键。如此来看，乡村治理要激活乡村社会的发展要素，比如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在合理调度下自由流动，吸引城市关注度，打造产业优势和环境优势。
城市经济主体可以通过注资或兼并等方式与乡村经济主体建立产权链接，将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投入到乡村；乡村经济主体可将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产权出售或租赁给城市经济主体,把资源投入到更具效率的产业中。通过要素产权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城乡经济主体实现了优势禀赋资源的互换,形成了产业分工协作,进而建立功能互补的城乡经济利益格局,推动双方融合发展。只有建设完善的体制机制，构建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真正驱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Q5、当下有很多村子在做并村，这样做的好处有什么？又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怎样的挑战？怎样去解决？
张成岗老师：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行政区划及其组织结构在废除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调整。其中，大规模兴起于21世纪初的合村并组,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级行政区划的又一次大变革。农村改革与发展为合村并组提供了可能。一是基层政府职能不断转变、治理理念和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干部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具备领导大乡大村的素质。二是农村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村庄管理和服务的效率，拓展了相邻村庄的交往空间和熟人或半熟人社会,降低了合并带来的影响。三是，可以集中乡村资源，打破村庄资源割裂的不足，集中区位优势办大事，促进农村空间集约利用，推动城市统筹发展具有一定必要性。
但是，未做好整体规划的合并村落，可能会为乡村治理带来一定挑战。首先，消解了农民居住的空间载体，磨灭了农民的精神文化寄托。村庄的建设空间不仅是承载农村人口生活的载体，还是农业生产活动的载体。短期来看，一些农村空间资源是闲置浪费的，但是从更长时期来看，这些空间同样是未来农村发展的承载主体。合村并居使农民上楼，乡村特色没有了，乡村建设空间被极大压缩，人们习惯在乡村的农家大院中玩耍，淳朴的乡村交流环境一并消失，乡村空间特色的消失容易使人们的精神寄托空间消失。屏幕上的孤独加上居住空间的窄化，易引起农民的情绪问题。
一些整合后的农村社区开始出现新的空心化现象，“空心村”的问题也是乡村治理的难题，人才流失、发展滞后，将出现“马太效应”，不好的可能越来越不好。
村庄公共产品提供是否充足, 是衡量村庄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国家对农政策由汲取到减免再到补贴的转变, 村民的要求也开始由“少收点钱”转变为“多服点务”, 需要自治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地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一般而言，村中的服务都是由村干部和核心骨干提供的，而合村并组中减少村干部、撤销村民小组长的做法, 使得合并后的几个村干部要面对散居于数十平方公里的数个村民小组的数百个农户, 公共服务面临更大挑战。
Q6、您认为目前乡村社会治理有怎样的新趋势、新方法或新技术，有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
张成岗老师：发挥党建引领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村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末梢”，也是党和国家开展农村工作的核心力量。村级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是整合农村资源、协调农村各方利益的领导核心，其治理能力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效果。可以说，开展农村工作，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更确切地讲，要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农村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功能发挥。
以农民利益和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群众始终保持着命运与共的血肉联系，维护农民利益始终是党中央制定农村政策的根本原则。继续落实帮农扶农政策，推动“政策惠农”，引领“产业富农”。只有农民富了，这个村才好治理，才能让农民看到农村发展的希望。
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农民是振兴的意愿主体，具有最强烈的振兴愿望，乡村繁荣则家庭富裕。农民是振兴的行动主体，只有参与振兴过程，提升自身行动能力，才能抓住更多的发展机遇。在过往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实践中，有很多村落是“输血”模式为主，自己的“造血”能力不足，内生性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会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人才供给压力增大，这样不利于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如今，提升农民的素养是重要的行动之一，如此以来，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自己的村落自己当家作主，发挥农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才是乡村社会治理长久发展的秘诀之一。
发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作用。如今，数字技术与人民形影不离，短视频、直播等行业进军农民群体，更多的群众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接触到市场，淘宝村、农村电商、网络主播等新兴行业层出不穷。微信群、小程序和便民服务中心等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乡村治理方式，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率。
我们课题组之前有进入吉林省一个村落，发现这个村落很好发挥了“微信群”的治理功效，群主就是普通的农民群众，群中的其他村干部发放相关重要内容，把信息传达和收集、生活费用收取等生活服务集于一体，让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服务之中，体验农民的主体地位。
Q7、您认为乡村振兴工作站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怎样的角色？
张成岗老师：乡村工作站在乡村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直接的一点，乡村振兴工作站为乡村引入更多高校人才资源，激活乡村闲置的丰富资源。乡村工作站一方面为致力于乡村发展的学生（不限于清华大学）搭建了一个参观、实践、交流学习、贡献个人智慧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乡村发展输送了高校资源，这对乡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对乡村的生态居住环境、人才发展、教育宣传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认为乡村工作站可以继续发挥平台作用，粘合高校资源和乡村资源，作为乡村治理多元主体之一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之中。我看现在的活动还聚焦于学生的寒暑假实践、学期中实践是重点，现在可能在广度上已经达到了。未来应该提升乡村建设的深度参与，以博士生选题或者论文研究为契机，为高校师生提供研究平台，长期深入到乡村治理的观察和研究中，在切实保障师生安全的前提下，为乡村治理提供进一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