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超民（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空前活跃，理论界围绕如何重塑战后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进行有益探索，回应时代的要求。
关于国际秩序与大国治理问题不乏文献论述。早在秦汉时期，东方就以中华文明为中心，以“朝贡”和“册封”关系为纽带，通过儒家王道、德化的天下观，构建了有序运转的华夷国际体系，直至晚清。而在欧洲历史上，只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署之后，世界才诞生了近代国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随着西风东渐，成为特定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体系之一。近四百年来，与现代国家有关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也渐次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史还是近代史，国家体系中的大国以及大国治理的财政基础，往往是理论的主要关注焦点。长期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分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我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家陈焕章的《孔教经世法》。这部关于国家理论的著作，是他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早在1911年，陈焕章在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门理财学》）中就提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有着自成体系的理财思想，并成为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基础，而且还将继续指引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孔教经世法》（Administering State Affairs Under the Instructions of Confucius）则着重回顾总结中华民族思想先贤的国家理论体系，构建了“土地-人民-政事”论述框架，提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自于为民众谋福利的思想，并提出复兴古代国际关系准则的建议，他的著作自民国成立后对美国思想界发生着深厚的影响。
第二类是诸如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等论著。奥尔森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并提出，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日益强大，操纵国内政治、使国家卡特尔化，将导致国家衰败。肯尼迪则站在世界经济政治史角度，分析近代史上的大国如何通过找寻军事安全借口，耗尽国家财力而导致衰落的诸多事实，他预见了美国将会比苏联衰落得更快。西方的这两种思考相得益彰，但也都不约而同地将思维聚焦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演变的核心问题，即国际体系是如何通过大国的兴起与衰落更替的，他们的理论深具承前启后价值。
第三类是当代中国学者对于二十一世纪前半叶国际体系演变和大国治理往何处走的理论思考。这一学派颇具中国特色，他们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谋划、体现中国特色，立足“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之己任，从不同的学术理念出发，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国际秩序与大国治理理论，并正在形成系统论述，堪称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中国学派。中青年学者王鸿刚及其代表性论著《大国运势2050》（The Dynamics 2050）很有特色，他以主导型国家为对象入手，通过建构“世界危机理论”，分别从主导型国家交替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四个维度解析，得出了“国际体系的深刻重塑与主导国的新老更替，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的论断，为2050年前的中国国家治理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提供战略思维，令学界为之侧目。
这三类研究既有明显不同的学术立场和思想关照，但也有共同的理论着眼点。他们都认为，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决定着国际秩序的当下和未来。他们还都认为，大国的内部力量和思想发展才是决定国运兴衰的动力，而且尤其是国家财政的稳健，决定着大国的治理能力、效率和运势。当代中国学者的系列成果可谓因应了时代之需，学术站位更高远。
近代以来的西方大国兴起与衰落的模式基本类似。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中指出：近代“那些体现了权力声望的实体叫做‘大国’”，而“权力的声望实际上意味着权力支配其他共同体时带来的荣耀。”所以大国成为要求获得这种声望的天然支持者，某些大国一般也都把某个广大范围的政治与经济进程中的权益划归或抢夺为己有。无论是古希腊或者罗马时代，尽管他们已经遭到失败，但仍是得到时代最广泛公认的强国，斯巴达、罗马都曾经是这样的西方“国家”。韦伯认为，大国之所以“旨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以扩张各自政治共同体领土的联合体”，经济因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大国在经济实力不济时，则会深思熟虑放弃进一步扩张政治，例如英国历史上曾经采取的“小英格兰”政策，罗马贵族曾经推行的“小罗马计划”，斯巴达对自己政治扩张的限制等，其表现形式就是“孤立主义”。而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思潮不断泛滥，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可见特朗普开始的美国孤立主义动向，实质上是韦伯所指出的大国实力与财政问题的外化。由此可见，大国的经济实力，在国家治理方面是国家财政状况，才是大国维持国际地位的能力基础，一个丧失财政能力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也是无法维护国际秩序的。
财政乃庶政之母的论断为中西方所公认。王鸿刚认为，美国政治的特征是“政治分赃”的体制化，他们毫不隐晦地说“在政治上也像在爱情上、战场上一样，赃物属于胜利者所有”。而美国行政部门的腐败亦是无所不在，它们公然贪污国家资财、巧取豪夺国家采购合同、违规出售特许经营权等，各种手段所指均为财政资金。例如1868年美国历史上的“动产信贷公司丑闻”，当代美国军工复合体对军费预算的染指，无不在这个国家财政毁灭的道路上铺就一块块垫脚石。如果说这些还只是美国政治体制上的毒瘤，那么为了稳固其战后才形成的大国国际秩序，战争财政在给这个世界带来死亡和威胁的同时，并继续耗干美国联邦财政能力和财源。
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是美国财政体上的最大毒瘤。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前主席A.科尔兹曼说，美国军事力量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很少有人认真关注战争和任务与财力成本的关键因素，以及资源使用与有效战略之间的联系。据美国国会研究局整理的国防部报告，自9·11事件到2019年4月，美国总共拨付了1.55万亿美元的战争经费，而最终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直接支出高达两万亿美元。近期美国军队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出昭示世人，阿富汗战争失败了，美国军人白死了，战争费用白花了，或印证了我国古代《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训。
财政纪律的败坏，作为一个重要机制，将导致美国出现终结当前国际秩序的大危机。王鸿刚指出，首先，财政纪律败坏导致美国大国运势走向衰落，而由于“债务上限”机制失去约束，债务—贸易—美元发行之间的财政循环，使美国的借债需求和还债能力成为矛盾的中心。作为全球财政金融体系事实上的“船锚”，美国债务信用的任何闪失，都将是世界之祸，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财政危机。其次，美国超能力发债还造成国内债务市场紊乱，推动长短期利率倒挂，直接引发市场暴跌。1953年以来美国发生了13次利率倒挂，其中1990年衰退股市暴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股市暴跌、2007年次贷危机股市暴跌前的一次次利率倒挂，都准确预报了债务危机的到来。可见严重的债务需求和还债能力之间的矛盾，将使“这个国家就没有信用再发新的国债，失去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并严重削弱其金融信誉，导致巨大的财政危机”，最后“一场与美元、美债相关的更高级别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能发生”。
21世纪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和国际体系的重塑，可能是一场为期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实力较量，同时将伴随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思想理念碰撞，伴随着国际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更伴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制度竞争，西方危机爆发和终结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国际治理理论必须为此提供科学的解释工具，这既是重塑国际秩序的需要，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