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典型示范作为中国情境中的一种政策执行工具，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A市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X社区典型示范创建的过程分析，发现典型示范创建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工具应用，也是一种深入的政治和社会互动过程，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作用机制。本文将典型示范的运作逻辑理解为多行动主体按照情境规则形成的组织模式变化过程，涉及多方的塑造动力和相互作用。在典型示范建设的动态过程中，随着任务情境流转，基层治理中的行动主体面临内外要素不同组合驱动，卷入典型示范创建竞赛，并产生了相应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通过阶段性建设累积和集成式资源配置，助推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典型示范效应，基于科层制度下的官僚主义主导着政社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创建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位序，酝酿着典型示范创建目标替代及效应异化的风险，必须防范其对正向效能及治理总体绩效的侵蚀。
关键词：典型示范创建；内外驱动；行为逻辑；异化风险；基层治理
1
问题提出
褒崇勋德，崇贤旌善，典范表彰之制自古有之，已成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教谕引导的重要手段，贯穿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之中，赓续不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示范也由社会动员方式演化为一种治理方式。作为根植于中国治理情境中逐渐演化形成的政策执行工具，“示范”总结提炼的制度化、可扩散的治理经验，汇聚出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动能。在新的历史点位上，全球化、市场化、智慧化的发展趋势带来了国家治理微观基础即社会结构的变革，多元、异质、流动的社会阶层使得我国在广袤的治理幅度下汇集了大量信息，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基层治理难度显著提升，这要求基层治理必须探索出符合现代社会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新方向，以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崭新的时代命题下，通过资源输入累加集成与相对集中分配等方式进行示范创建，可以实现政策资源分配效能提升以及政绩输出优化，创建示范典型、进行治理创新探索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重要策略。
“示范”可以降低公共政策执行风险，实现政策意图有效转化为现实基层治理效果。示范机制有着独特的激励和带动作用，有利于促进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其内蕴基层治理示范效应，既包括示范创建过程中的示范创制者积极作为、创新政策，组合资源要素进行科层和社会动员，推动该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内部效应；也包括通过示范创建形成样本典型，以“树典型”“立标杆”对先进经验加以总结来实现政策可视化，并增强政策合法化，以实现扩散和推广，由点及面塑造出适应中国本土的政策模式的外部效应。然而，在“示范”隐含默认的正向效应前提预设外亦暗含着基层治理示范效应的异化，即原本政策示范意图产生执行偏差，脱离示范点扩散政策执行经验的示范初衷，倾向于一种基于政绩驱动归因下的资源堆叠和亮点垒加，比如，很多学者发现地方政府热衷于“造点”却很少推广。这些异化风险也意味着政策示范效应丧失，示范效应在扭曲执行中不断削弱和耗散，进而影响治理效能。因此，防范和控制基层治理示范效应异化风险，维持“示范”良性运转尤为重要。
本文聚焦探讨基层治理示范效应生成的内在逻辑，以及示范效应异化的具体表现及内在机制，以期为基层治理政策试点和治理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2
文献综述
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通过设立示范项目、建立典型治理模式等方式来推动政策的执行，为地方治理实践提供机制保障和经验支撑。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典型示范这一政策执行工具提供了实践场域，越来越多的典型示范涌现在基层治理政策实践之中，使得典型示范的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对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的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生成机制及作用效果与治理意义探讨。
对典型治理生成机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视角：一是从外部的视角探讨权力建构在典型示范塑造中的作用，创建示范是控制权重心在上的设置方进行的控制动员机制，参评方因为上级压力被动加入，压力驱动的权威背景和政治激励的结构性条件，成为了这一视角下典型示范生成的重要条件，领导注意力分配、层级结构互动、资源分配优化等角度也被纳入考量。二是内生发展视角，其基于外部视角对国家治理结构和制度逻辑的结构性因素进一步讨论，侧重分析自我驱动下进行典型示范创建的基层主体行为。对于一些示范点而言，其自身特性与示范标准的契合进一步强化了争取项目资源、成为典型示范的自我行动；基层主体因为地方发展困境而需要获取资源，所以会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典型示范打造；此外，府际间横向的晋升激励也会驱使地方自我驱动进行示范建设。
相关研究也肯定了典型示范的正向功能效果—即典型示范通过抓典型来实现“由点带面”的政策实验是一种成熟的方法论，有助于培养政策执行主体的创新精神，带动周边发展，促进政策适应和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决策者和执行者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因而，“政策试点”以及“学习机制”“适应能力”研究等构成了典型治理正向效应研究中的主要方向。此外，诸多的实证案例也验证了典型示范的积极效应，如城市创建类项目中典型示范的打造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政策创新和发展，其作为政策执行工具也有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升基层治理效率、增强政府的执政合法性的显著效果。
典型示范作为一种基层治理的模式和机制，已经嵌入基层治理场域，成为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的一种行动偏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异化风险—部分示范因政绩不凸显、“以点带面”失效与经验消解而中断的现象屡见不鲜；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投入重金打造一些无法推广的示范项目，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给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带来示范效应异化风险。这引起了学者们对典型示范引领功能失效的相关思考。追踪已有研究发现，部分学者强调基层工作者对示范建设的“误识”可能成为诱发示范效应异化风险的中介因素。地方政府在创建过程中对政绩过度追求而忽视了示范的初衷，典型示范也流于形式，乐于造点而疲于推广成为常态。这意味着典型示范的创建从推动政策执行的工具成为了政策执行的目的，造成了“以点带面”的动员意义淡化，其作用机制呈现出“以点代面”的示范效应断裂。这一手段的异化和扭曲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步入政策执行的资源陷阱。
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典型示范效应进行了富有洞见的阐释，为本文对典型示范创建内在逻辑的理解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但仍存在一定的研究拓展空间。一是已有对典型示范建设在基层治理中形成及变化过程的关注不足，典型示范效应的发展是一个历时性动态变化过程。因此，需要刻画效应产生及演进过程，以联结起正负效应节点，厘清示范效应异化边界，把握不同典型示范创建阶段的内在逻辑。二是既往研究多着墨于科层体系中的政府视角下典型示范的建设思考，对于基层治理场域示范的具体作用路径，以及示范建设前置阶段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为逻辑缺乏深描，相应国家外源和基层内生两种力量互动的探讨也就相对不足。三是当下对于典型示范的研究领域过于聚焦县乡场域，对城市场域相关治理主体的关注较少，而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对于如何有效发挥典型示范在基层治理中的正向引领作用，并控制其可能带来负面效应，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3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3.1 分析框架
吉登斯认为，时空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要素，而不仅仅对社会起描述作用—“时空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特征，它深嵌于最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视角来看，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因而，本文重点还原了东北A市X社区在旧改政策执行及其典型示范建设过程，并通过划分时空序列以降低机制诠释的难度，尽可能地从全过程视角关注不同情境变化下互动结构的演化，确保对因果机制解释的精确性和深度。
在中国治理情境下，社区居委会这一依赖于行政资源的非典型性自治组织因政治需求演化发展。作为脱离了原始的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群组织，社区居委会虽未被纳入行政序列，却以政策主要遵循者和行政代理人的身份直面城市社会，与社会公众进行密切互动。在联动过程中，社区居委会因位于国家与社会面接点的交汇处，而凸显了自身的联结性与复杂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社区包容，但其执行实践与行政主体同处于一个权力场域的统摄之下，是政策执行实践的不同面向。换言之，基层社区场域是现代化治理趋势下合作生产的先验场域，具有独特的基层实践发生逻辑，更能体现出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同时，从既有的典型治理实践来看，社区居委会自主性探索是典型生成的前置阶段，因而，对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效应生成的研究进路可以始于社区居委会这一观测端口，以动态考察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效应生成过程为核心，基于纵向府际和横向政社关系，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多重因素，纳入多层级治理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从整体上把握、认识典型示范建设以及其异化现象。
当下对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效应生成过程的研究并没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及微观理论阐释，而要进一步分析典型示范效应的作用和功效，必须要对其生成运作过程和内生机制进行清晰描述。本文将基于“情境－结构－行动”分析框架（见图1），运用案例研究方法，解析上级政府、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与社会公众等行动者在基层典型示范建设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讨论不同主体在压力和激励的双重作用下，在不同向度上产生的不同行动，及由此带来的基层治理示范效应或异化风险，厘清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效应生成的理论逻辑。
3.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基层治理场域是孕育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界面，治理过程中的示范创建过程蕴含着复杂的情境和行为逻辑，通常不能依靠表面数据或媒体报道等书面材料进行理论阐释。阐明其实践机理需要运用基于田野调查的案例研究来探寻其背后多元的情境关联。通过细致的案例探索，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基层治理情境化，揭示政策实施中的微观机制和社会动态，并增强理论构建的实证基础，从而促进公共政策理论与地方治理实践的融合。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聚焦具体情境的深度刻画与描绘，探讨典型示范效应和基层治理中复杂的情境和行为逻辑。这种方法论的应用有助于识别和理解政策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作用效果，为基层治理提供创新的策略和优化的路径，进而推动政策科学的发展和治理效能的提升。
本文将A市X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执行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集中精力深入现场，充分挖掘案例信息。之所以选择该地，主要是出于案例典型性的考量。2017年，A市被列为全国15个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之一，较早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探索实践，在项目积极稳步推进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经验模式。X社区进入了2021年A市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首批改造项目名单，在改造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定的政策创新，以A市改造第一名被评为2022年度老旧小区改造示范社区，政策成效显著，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实践场景。同时，依据X社区社会空间结构和居民构成样态，其具备传统老城区社区和新建商品房社区的双重属性，这一特征一定程度上属于大部分老旧社区的共有特性，政策执行环境体现了较为普遍性的基层社区治理情境。此外，本研究在对X社区的调研期间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参见表1），能够对事件进程和关键人物的关键行动进行复原，具备总结一般性结论的条件。
4
X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典型示范
项目创建过程追踪
4.1 中央政府层面间接性支持与信号引导
X社区位于A市北部，始建于1979年，曾是某工业集团的职工住宅社区，区内共有住宅楼50余栋，其中38栋居民楼始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产业集群老旧小区。作为单位改制型社区，原有辖区居民多为集团的职工和家属，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辖区内30％~40％房屋逐渐易主，原本以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居民构成样态发生转变，社区常住居民结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60周岁以上人口约占常住人口35％左右，人口老龄化突出。纵观我国城市住宅的发展历程，老旧小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大多具有传统国有企业办社会的明显特征，受制于历史条件，现存老旧小区建设之初的规划水平和建设标准较低，配套基础设施不齐全、管线配置混乱，且因年代久远和失管失修，制约了城市综合功能提升，成为当今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部分。
2017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15个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城市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A市被选作启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之一。在这一阶段，中央政府通过顶层设计与权威引导，释放出了强有力的政策信号，激发了基层治理主体自主探索政策实践的积极性，以政治势能高位推动资源聚合。试点之初，A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坚持做好市级层面的资源统筹，积极推进工作，制定了《A市居民小区改造提质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A市2018年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考评和奖惩方案》，并成立A市居民小区改造提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市房产局牵头抓总，负责制定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工作方案，以及工程项目综合指导和考核等工作。市直各部门密切配合，各区政府组织实施，以“市级统筹规划、区级执行落实、相关部门配合”的全链条工作模式，将资源要素围绕旧改中心任务进行再分配。在此基础上，市级政府要求各区要对拟改造的老旧小区进行工作模式探索，尝试创新，每个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小区进行分类试点，总结提炼创新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
在上级政府的推动下，各区政府作为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和后续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全面摸清本地区小区改造底数和需求，通过会议召开、实地调研、交叉评估、确定点位等方式，积极筹备本地区改造提质工作。在此过程中，L区经过上述环节综合考量将X社区纳入此次改造计划中。
省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推进会后，市级政府建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这一信号被X社区L书记及时发现，在对旧改政策和相关示范案例进行了解的过程中，L书记充分意识到这次旧改既是挑战亦是机遇。一方面，X社区居民对居住环境的不满与日俱增，部分居民为了寻求更好居住条件甚至搬离社区，社区人居环境亟待改善，此次与以往不同的政策力度势必能为社区建设助力。另一方面，既然此次旧改是中央即将全面铺开的民生和发展工程，且政策文件中提出了对先进和典型工作成果的重视和激励，那么尽快完成上级交代的“作业”就能够实现多方共赢——上级领导满意、社区居民满意、社区工作也有亮眼的工作业绩。压力型体制和强激励结合，直接促成了地方治理实践的“争先”和“恐后”，正是在这种横向“比学赶超”以吸引上级注意力的规则遵循下，L书记亦希望带领X社区跻身改造样本示范名单中。
4.2 自主探索阶段的政策响应与客观成效
在政策信号导向下，政府组织统筹、社区具体实施的旧改工作正式开展。老旧住宅小区工程改造项目经区房产局编制并报送《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房屋建设工程、配套设施改造工程），由区发改委初审后经区政府规划建设会审议决定：区房产局负责工程招标、施工项目、施工进度等工作。同时，市房产局安排设计院设计，社区内具体改造规划安排和细节设计交到各社区手中，各社区需要发挥“在地优势”，根据所掌握的社区底数和居民的诉求同设计方进行协商，敲定具体改造安排细节，因地制宜确认契合本辖区的改造计划。
X社区的L书记意识到，要打破居民们对小区改造项目的抵触态度，首先要了解居民们的顾虑和需求，找到尽量满足大家改造目标的“最大公约数”。为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与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的实施，X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将手头原有工作搁置，社区网格党支部发动在职党员、退休老党员和网格员，在小区内挨家挨户走访、收集居民针对图纸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先后召开议事会15次，完成调查问卷2870余份，根据居民意愿从房屋本体、配套设施、小区环境、服务设施四项重点改造内容量身定制“需求清单”；组建居民义务监督小组，随时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
同时，在改造过程中一旦出现突发问题，L书记都会尽量到场解决，通过自身可依托的社会资本，将矛盾问题中的行动者关联，与第三方市场主体积极进行横向谈判，以利益协商达成相对稳定的契约合作，共同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在此过程中，部分社区内因“违建”“违种”等产生的长期矛盾在改造建设中得以解决，改造工程也顺势稳步推进。总体而言，改造过程中的客观成效显而易见。
在改造前期，X社区居委会依据项目设计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基础类改造项目的推进，积极的执行态度与已有改造的客观成效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政策目标与有效执行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亦是发展工程，从政策目标上讲，旧改项目包括行动改造实践及制度改造两大层面：一是具体实践层面，包括实体层面的空间和功能改造提升，达成明确可量化的改造数量、规模要求，落实具体的建设工程指标。二是制度及治理价值系统建构层面，老旧小区改造具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蕴含和目标追求—依托旧改深入开展“共同缔造”实践活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推进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向凸显城市基层治理人民性、公共性等核心价值取向的模式转换，以多元合作生产、合作治理塑造新的基层治理关系格局。
相较于价值建构这一政策要求而言，旧改政策设计中对各类拆改建项目提出了较为清晰的、可实施、可落地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具体改造项目的执行实践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意味着这些指标的绩效评价可计量、可获取、可采集，因而这些工作衡量标准清晰的政策要求，成为了各改造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着重达成的首要目标。在前期改造政策执行过程中，X社区依托政府资金补贴，同其他主体一样围绕改造内容中的基础内容进行，未能实现对其他地区的超越，也就较难脱颖而出成为典型示范的政策目标。
随着改造工作的开展，为了带领社区在这场锦标赛中脱颖而出，亮点工程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L书记对中央、省市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进行研读和拆解。对于X社区而言，《提质改造行动方案》中需要完成的诸如“小区环境提质提档”“公共服务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纵向到底的管理机制建设”等重点任务及分项子任务，实际上与此前基层社区治理中需要完成的“共同缔造”“智慧社区建设”“市容环境整治”等专项政策项目高度重合。对此，X社区居委会在面对多重任务情境时，结合社区现有基础和资源要素，根据该项目与其他项目的相似性、相近性进行任务目标拆解与资源嵌套，将社区内生发展面向与上级注意力进行结合，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本地区旧改项目可能突出建设的亮点工程进行策略性分析，在社区有限的资源中挖掘可能的价值增长点。
4.3 政府搭台下亮点打造
最终，X社区居委会向内探索出两个示范样本打造的关键着力点：其一，在旧改内容上，除去基础性工程建设，应拓展建设类目，打造精品亮点工程；其二，在旧改工作机制和方式上，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首先，鉴于社区内的房龄结构与居住人员老龄化“双重叠加”的状态，养老服务一直是X社区建设的要点，自社区办公用房维修改造后，L区根据“亮点片区优先”的选点导向和“突出重点、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原则，将X社区整体作为区域性社区服务综合体，依托社区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和医疗单位、社会养老机构等主体合作，打造出了一个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辐射周边3个社区，主要服务近5000名60岁以上老人。这个社区服务综合体与已有项目资源基础和旧改行动息息相关，因此，L书记希望在已有基础上垂直叠加资源，引入更多养老社会服务项目，完善社区食堂、日间照料等服务，打造“十分钟”居家便民服务，把区域特点转化为社区建设特色优势进而变为先行亮点，紧扣所需、聚集资源，放大养老服务这一最大优势，形成富有社区特色的深度拓展和提升创新亮点工程。
其次，X社区内共有8个党支部和400多名党员，这是实现旧改共建共管政策要求的关键力量，但L书记意识到长期以来社区成员在社区场域的“看客”身份和位置，使其在治理活动中始终置身事外，部分居民依然认为社区治理是“公事”而非“私事”，因而在此次改造项目中也惯性化抽离并袖手旁观。社区工作者们笼统和模糊的入户宣讲虽将社区居民初步引入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议题之中，但居民并未明晰自身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无法与政策形成行动联结，在改造过程中各党支部的政治和组织功能也尚未充分发挥。针对群众缺乏系统组织，没有凝聚力的问题，L书记认为还需要依靠党建引领的政治势能强力助推。
然而，当实际落地时，X社区的亮点打造行动受到了现实掣肘，旧改主责地位的提升与组织资源和权力之间张力形成的位差，限制了社区居委会主体实践行动性。
“所有计划外的旧改提请都要逐级上报，层层申报等着上面审批，这个时间太长了，直接影响改造进度，我们耗不起。”（访谈记录：20231108－L书记）
为尽快破局，L书记只能依赖非正式手段“向上借力”，联系到上级相熟领导积极对接以寻求帮助。
“平时领导给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完成的，工作做得好了，你才有机会去找到领导谈一谈，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社区、市文明单位这些成绩也能给我一个‘通行证’。”（访谈记录：20231108－L书记）
X社区居委会凭借日常工作成果和长期治理过程中的治理成绩获得了上级情感认同和信任，上级与其在工作中形成了一定的潜在说服关系。同时，X社区以适老化建设为焦点的旧改方向恰恰契合了顶层对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需要，契合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方向。在利益一致的目标趋同下，L区区委、区政府介入开展组织协调工作，确定社区书记为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构建由社区党委牵头，辖区内的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参与的党建管理模式，以“专职委员＋兼职委员”的社区大党委模式激发改造牵引力，形成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在此过程中，各主体积极认领改造项目，筹资60余万元。
随着2018年度提质改造工作进入尾声，市房产局遵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发掘总结全市各地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创新模式和先进经验。为此，X社区居委会成员积极准备材料进行申报。经过材料申报、视频评价、实地检查、评价打分等多次检查评比，最终X社区凭借扎实的党建引领工作，优质的工程质量和养老服务功能的完善，从全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示范社区，被政府给予老旧小区配套补助资金激励以及政策支持。各项奖励资金虽未直接下发到X社区，但其所属区、街道在奖励资金使用和分配时，明确要求应对改造工作表现优秀的社区予以倾斜。这就为X社区居委会在小区后续管理方面提供了财政扶持和保障，由此形成了由内到外的正向治理循环。
“我们虽然不直接掌握这些奖励资金，但是现在向上申请什么也比较容易了，比如居民对道路有修整的需要，这种不属于改造范围内的项目上面都能批给资金。居民对我们工作的满意度也就又提升了一个档。”（访谈记录：20240311－L书记）
在此阶段，X社区的旧改示范效应显著，对其他创制主体和社会群体起到了动员和激励效用，比如同街道的S社区居委会的W书记在看到X社区成为旧改示范社区后，就力争追赶X社区，表示：
“我们和他们的基础条件差不多，怎么就不能打造南S，北X呢。”（访谈记录：20231011－SS社区W书记）
4.4 主导位序变化中的集权与示范异化
作为L区老旧小区社区典型，X社区既具有硬件最差、基础设施最破、居民“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等明显薄弱之处，又蕴含着前期养老服务建设基础以及国企退休骨干社区群众基础、驻区大型单位等优越的资源禀赋，这无疑是L区成功发力建设示范典型的原因所在。成为旧改示范后，X社区继续在A市居民小区改造提质行动中不断整改完善，经过三年基础设施改造和服务改善，老旧小区改造建设效果卓越，在2018—2019年不断被选作各类项目工作试点进行着持续改造升级，在累积建设中各类资源的倾入反哺着X社区，使其逐渐成为L区先行示范老旧小区以及A市基层治理示范社区，以旧改典型示范为基点不断拓展辐射范围，多次代表省、市、区迎接全国各级部门的考核验收，成为L区社区建设的“明星”示范典型。
此时，X社区作为自治组织事实上仍然起主导作用，但是行政主体的辅助性引导作用已经愈加明显。虽然在基层项目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遵从着打造亮点工程和示范典型意识，但是总的来说并未偏离项目目标，社区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纵向合作，利益一致，始终在项目推进中结合民生循序渐进地进行优势深挖。这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资源集中式分配下典型示范的营造，激活了基层社区主体在社区治理场域内的主场“在地化”信息和策略优势，维系并稳定着示范机制下政策学习和动员效应，此时展现出明显的正向公共性和外部性，并未与原有政策主旨脱嵌。
2021年，在前期试点探索、摸排情况总结经验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十四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进行顶层规划布局，“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改造目标、内容和方式上都有了全新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积极响应顶层政策设计、对标“十四五”规划、
全面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与治理号召，A市按照中央及省内改造指导意见和技术指引等相关文件开启了新一轮改造工作，具体改造流程阶段包括：（1）改造前期准备阶段。进行改造前置条件审核—初步方案制定—区、市、省三级确认改造计划。（2）中期改造阶段。区住建局编制并报送《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房屋建设工程、配套设施改造工程），经区发改委初审——区政府审议—区发改委批复后开展施工监理单位招投标，向区发改委递送招投标报告后，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改造项目初步设计，并报区发改委审批，继而完成办理施工许可—协调水电气热信等专业经营单位进场—组织居民及驻区单位参与改造——开展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程竣工验收等一系列流程。
然而，X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还面临着迎接更高层级领导视察的硬性时间要求。作为基层治理示范社区，以及新中国老工业聚集地传统旧单位制社区，X社区被选入领导考察重点区域，L区政府对X社区的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严格的时限及标准要求。区民政局的R副局长也讲述了这一阶段区里所面临的压力：
“这次和以往不同，来视察的上级不再是市政府，而是更高层级政府领导，我们要面对的考核领导也不是市领导和市直部门。这是我们整个区甚至是整个市的任务，督查和检查变多了，考核必定也不一样了。”（访谈记录：20230316－R副局长）
这一重要转折使得上级政府更大力度地介入X社区建设之中（参见表2），利用各种项目竭尽全力培育打造X社区，举全区之力托举这一示范典型，快速全方位打造高标准的老旧小区样本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X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目标由民生工程置换为政绩工程。
区级各部门慎重部署社区建设方向，X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也脱离区级老旧小区统筹改造计划，园区提升改造进行单独标段招标，成为A市L区旧改单列计划项。上级的主控为X社区提供了更多的倾斜“服务”，比如对接项目、组织协调、纠纷调解和资金使用等。表3是X社区在2022年4-5月近两个月时间内的项目建设情况，反映了上级主控过程中项目聚集情况。
老旧小区改造累计投入改造资金1．24亿元，高标准、高投入的建设脱离了自治组织的能力范围，行政科层意志嵌入且强势支配自治机制，原来以行政引导、自治组织主导牵引的老旧小区改造，转变为一种以行政主体为组织实施主体的社区跨越式发展，政府科层运作对自组织的替代弱化了原有内源性动力，外援性行政力量壮大挤压并弱化了协同缔造中的自主治理机制，旧改共同生产中居民及社区的“当家人”意识被削弱。
此外，原本区域内可供学习的示范项目成为了其他社区难以望其项背的存在，垂直资源的输入掩盖了示范社区的能动性，其他社区认为示范社区只是因为政府资源倾斜得以展示成功模式，从而形成了“资源依赖视角下的激励丧失”或“示范效应导致的动力丧失”，以示范项目为预期打造的横向学习机制在此过程中淡化，并形成了消极负面示范。
“人家那钱从哪里来的都不是咱们能够谈的。”（访谈记录：20240311－M社区S副书记）
“X社区改造的时候，哪次不是一有问题都会有相关部门来帮忙，帮着解决问题，这些部门都是主动来的，都不用人家社区自己开口，咱们和人家可比不了。”（访谈记录：20240311－S社区Q副书记）
此前访谈中曾在X社区激励下力争将S社区打造成另一亮点的W书记也表示：
“这不是社区自己能干的，顺其自然吧。”（访谈记录：20240311－S社区W书记）
示范点的重复创建以资源叠加倾注的方式保障了行政资源对有意凸显的亮点工程打造的不间断供给，各类奖补资金在“循环造血”的增量累积中逐渐规模化形成了马太效应，然而，是否契合实际治理需求已不是改造政策执行的基本导向。
“X社区那路就翻修了三四次，一有比较大的迎检活动，我们附近这些社区的保洁员和社区干部都要放下手头工作，被抽调到X社区帮忙检查卫生、巡查小区环境，我们手中正常工作就都因为配合接待任务搁置了，自己社区的卫生也顾不上。”（访谈记录：20240311－M社区G书记）
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这次上级领导视察成为了促使X社区示范建设异化的一次重要转折。L区老旧小区改造气候发生转变，原来颇为良性的示范项目培育开始让位于一种新型亮点工程，一系列高效溢出亮点建设行为孕育出了政策执行示范的异化和偏差。但抛开这种偶然性，X社区的治理示范效应亦在后续上级力量的不断介入中逐步递减，呈现出过犹不及的精心培育和维护局部成功的“盆景典型”。依托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X社区旧改典型示范创建的行动路径及情境演化，如表4所示。
5
典型示范创建的生成机制与
异化风险
典型治理示范的创建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工具应用，也是一种深入的动态政治和社会过程，涉及多方的动力和相互作用。本文的调研为解读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创建的行动逻辑，考察内嵌于其间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5.1 基层自主探索
——高位信号吸引与适应性生存策略
5.1.1 组织属性与生存策略
（1）居委会的实然组织属性掣肘。总体而言，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主体，社区居委会在目前制度和发展环境下对政府的依附性一直存在。在组织规范性层面，正式的行政垂直链条并未延伸至社区层级。然而，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权力向基层延伸以夯实巩固国家政权，社区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其自治范围缺乏清晰有效的法律界定，其治理实践工作始终受到基层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所给予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尽管居委会的法律身份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但科层的运行逻辑使居委会游移在自治与行政之间。这种行政化对自治性的侵蚀，意味着在随后的组织发展和治理进程中行政资源将成为其主要的物质获得来源，居委会所期许的物质获得，难以从自身组织内部产生，需要依赖完成上级行政机构的任务来形成物质资源向自身的流通，对行政资源的依赖成为其实然“准行政”组织属性的决定性要素。
（2）治理现实下的结构性压力情境。一般来说，在政策制定过程初期，政策设计尚未清晰具体，在此阶段顶层以宏观性模糊政策指令引导各级政府开展政策执行，作为代理方的基层政府是直接执行主体，依据政策指令进行行政动员，遵从顶层设计向下加压进行政策执行，推动政策落地生效。置于压力型行政体制之中的基层社区治理场域，受制于复杂行政任务格局下的多任务、多级“委托-代理”权力结构，居委会以有限的组织基础和治理能力承接着“上面千条线”。从居委会的规范性组织属性来看，自治性的治理责任基于社群关系，回应治理场域内现实诉求是社区的职责所在，也是政策执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应对“上级政策任务之下”回应并解决“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是地方治理需要与居委会组织职责所在。然而，受制于主体多元、利益分化、事务非规则化的社会场域，基层正式治理结构逐渐超载，顶层“数令齐发”，治理对象“数求并提”的双向压力构成基层社区治理场域政策执行结构性压力情境。那么，如何在超负荷重压下维持组织稳定运转，这就需要社区治理场域的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对政策进行识别并作出“性价比”衡量，合理分配自身有限的注意力。这就使根据
顶层政治安排释放出的信号进行政策方向捕捉成为关键，基层社区治理场域中政策执行主体在行政体制结构中的角色定位，为其政策的“偏好性”执行提供了机会，受政策属性、治理现实诉求等要素影响生成了不同政策的执行动力，这是其组织属性和资源要素约束下所衍生的生存策略和行为规则。
5.1.2 高位政策信号识别与捕捉
（1）注意力信号捕捉与政策执行偏好。近年来，随着城市精细化、高质量发展逐步迈向存量运营发展阶段，实施城市更新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任务。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依势成为国家高度重视、致力推进的重大民生和发展工程。各类相关会议安排和政策文件昭示着政府当下和未来的工作重点和方向，顶层政策信号的释放以政策激励和资源配置牵引着基层注意力聚焦，政策行政命令下压力和激励引导为典型示范建设提供了运作动力。上级政府对不同政策任务的关注度是非均质的，备受领导重视的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激励，其结果是在中心工作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以推动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因此，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会依据上级指令判断任务优先级和紧急程度，在回应百姓关切和上级政府要求基础上，策略性地对执行风险进行“成本-收益”收支权衡。当行动者经过综合考量和平衡后认为政策属性呈现风险小于激励，且政策执行的容错率较高时，政策执行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就大于政策强制性，整体执行偏好意愿较强。
旧改作为民生工程旨在改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是城市更新和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容，执行风险性相对较低，同时契合党和国家改善民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宏观治理方略，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创新和自由裁量行为能够得到相对宽泛的应允空间，更可能打造典型示范获得上级组织权威的认可，从而向上获得资源。自主探索的结构空间成了一种施与，而完成任务则是一种资源置换的回报，任务完成得出色，理论上可以产生更大的资源预期。因而，在X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推行过程中，既有符合治理需求的垂直政策任务执行，亦有创新争优、打造亮点示范的绩效激励驱动。这种双重动机在访谈中得到呈现：
“之前也有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但是这一次的政策力度和之前很不一样，就是市里首批改造的名额有限，我们想争取尽早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机会。一方面是想改善社区环境，因为毕竟社区里老人也多，大家一直以来也反映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社区发展的私心，如果能先做好上面给的‘作业’，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组织给的支持和保障。但是毕竟是第一批落实新政策，当时不知道最后效果如何、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是希望能够尽力做好，打造出亮点。”（访谈记录：20231019-L书记）
（2）内外驱动下的自治力量集结。基于上述出发点，X社区旧改项目的初始阶段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信号和顶层设计的强烈影响，政府的政策信号激发了基层治理主体的争先积极性和资源聚合的动力。在自下而上自主探索前置阶段，居委会面临的政策任务发包方、检查验收方和激励分配方均是作为直接上级的街道和区一级行政主体，居委会作为主责主体，需要完成基层政府数目化检查验收下的任务指标要求。政策项目体现着上级的意图，典型示范的创建更是发包方给予承包方的绩效激励，X社区居委会因此显现出区别于常规任务“按部就班”执行的行为表现，在初期典型示范创建前置阶段，能够做好“问题化”和“角色引导”工作，最大限度地在能力范围内追求社区中各类组织、各个参与者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自身禀赋内向发掘辖区亮点建设可能，积极向上级展现客观成效。通过亮态度、建关系，向发包方展现自身的项目基础和优势，为自己申请典型示范创建赢得更大机会。
压力和激励交融的外源动力，以及居委会生存策略下内源驱动形成了典型示范建设在酝酿阶段的助力剂。居委会以党政力量基层“代理人”身份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威”，使其能够位于社区治理场域的中心位置，凭借治理关键行动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其他治理主体的资源，基层社区治理场域中原本积累的社会资本和自治力量能够集结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并产生集体行动，这是基层社区治理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正如案例中A市L区执行旧改政策初期，X社区始于“积极配合”的惯性组织行动逻辑，自下而上的自主探索其改造内容和方向，这是典型示范建设的前期基础。
5.2 横纵联结与力量整合
——典型示范的塑造机制
从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治理形成和再生产的结构基础来看，社区居委会积极争取上级注意力固然可以影响项目资源的分配，但上级政府作为项目的发包方始终掌握着政策资源分配的主导权。项目资源的初始分配在体现政府意志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项目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典型示范点的选择不仅是社区居委会积极竞争、甚至是非正式关系运作等主观能动的结果，更反映了上级综合考虑项目治理有效性和政府发展愿景，为最大化实现政策治理目标以及项目效益而进行的资源分配。
5.2.1 典型示范创建客体的基础性要件分析
（1）上级示范创建选点的考量。典型示范正式创建始于选点，选点的情况将直接影响典型示范塑造效果及示范效应下政策落地实施的效果，那么获得资源和注意力青睐的社区往往满足一些更加契合上级意图的特定条件：一是社区是否具有实际条件和能力来实施和管理示范项目，二是社区是否具有象征性试点意义，能够通过打造成为“标杆”典型案例来提高政策质量，宣传政策绩效，体现示范项目规划的政策内涵。如折晓叶所说，“项目政策总是瞄准薄弱和示范两类突出典型进行倾斜。”A市L区在倾向对X社区进行典型示范打造时亦是如此，L区区委书记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指出：
“X社区硬件条件基础最差，基础设施最破，把X社区这个基础羸弱的典型搞起来，我们就有底气，干部也就能有信心了。”
硬件基础薄弱的对象很显然能够在改造中更容易达到数字管理的量化标准，改造前后效果的凸显将提高政策执行的相对绩效。
（2）具体可塑造的要件支持。上级将X社区纳入示范建设还存在以下原因：第一，X社区特色契合国家整体治理发展方向，这是政策资源投入能够获得溢出效益和辐射效应的基础。正如X社区深度老龄化特点就成为了其被选作改造示范的原因之一。除了旧改中基础设施、建筑工程之外的特色内容具有开发潜力，可以成为示范建设过程中关键抓手和资源投入关键着力点之外，相关执行主体也可以由此得到基层治理服务体系建设这一额外工作效益，此项任务既可以作为部门的常规工作，也可以顺势成为亮点工程。第二，典型示范的顺利打造离不开有利的居民结构。基层社区治理场域情境特殊，蕴含着高度异质性的群体，原子化个体之间利益分化、关系疏离、内部共识的达成和多元资源的整合更加难以实现。当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时，拆改建工程的实施往往会牵涉到居民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且会因此出现利益相对受损者，这势必会引发一些居民意见分歧和抵触情绪。即便旧改是民生工程，改造后整体小区利益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无法掩盖由改造过程中居民自身利益维护以及利益不均衡而带来的矛盾和纠纷。因此，社区文化、群众思想觉悟以及社区骨干力量成为保证典型示范顺利创建的重要条件，为政策落地生效提供了合作生产和协同建设的可能环境。X社区作为典型的旧单位制社区，其原有组织文化无疑是社区的重要精神承载，虽然文化精神日趋弱化，但仍可成为唤醒居民集体精神、维系居民共同体的情感手段。同时，社区内离退休党员干部人员占比较高，老一辈党员的信仰情怀以及更高的责任感，使他们成为了潜在、可培养的社区治理“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这为达成旧改政策目标中横向到边、协商共治旧改工作机制提供了实践基础。上述这些构成了上级注意力分配和资源扶持的筛选标准。
5.2.2 共识导向的协同驱动与合作共建
（1）向下聚力与向上借势之间的互惠共生。从当前的治理实践来看，社区场域侧重公私利益平衡以及微小利益调节，治理过程强调底层非正式运作逻辑。因此，政策项目的落地以及典型示范点的选择，是基于职责属性的硬约束以及信息搜集、交易成本软约束的考量，基层政府需要借助社区居委会这一主体的组织力量。然而，典型示范的创建需要在基础性建设任务上继续耕作，打破常规，形成新突破，创建新模式，各类加分项工作尤为重要。如《老旧小区改造典型示范项目评价标准（试行）》中提出的加分要求：建设多方投资机制，多种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资、改造、管理、服务老旧小区；利用公有住房、社区办公用房、物业管理闲置用房和小区综合服务设施等。质言之，对于示范创建目标的追求也就意味着任务情境随之改变，在此情境中社区居委会的组织能力与发展压力及激励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自主性和自治性面临上限的硬性条件约束下，向上寻求资源和支持成为必然的行动逻辑。
“要想带领社区成为示范，就要根据上面的政策文件在社区内挖掘可能做出的、亮眼的成绩。我对省市老旧小区改造政策不断研究，还找出了已有改造项目的资料，然后和居委会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结合我们社区自身条件进行分析，最终希望凭借盘活辖区内存量规模较大的一处闲置资产作为旧改的亮点工程，但是这个是我们居委会自己做不到的，上级政府就协助我们与各类社会资本对接。最终把这处占地面积2000多平的闲置场所改建为了养老院，这样既符合社会适老化转型导向，也更容易被领导看到成绩。”（访谈记录：20231019－L书记）
（2）横向竞争与行政支持下的向外借力。本质上，锦标赛体制与压力型体制均构建了一个下级政府间横向竞争的机制，地方需要根据上级领导有限的注意力进行资源分配，典型示范的创建可以通过精心选树、深化培养和有效宣传等策略，实现以“点”聚焦并吸引上级稀缺的注意力，为地方各级政府从横向竞争中脱颖而出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居委会在示范创建前置阶段的竞争性探索生产，与其基础性资源条件也能构成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为充分利用基层前置成果和探索经验，顺势增强基层治理实践绩效的溢出效应，上级政府会通过系列正式干预，介入典型示范的创建过程。
而上级政府为基层社区的站台成为了强有力的背书，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政治动员模式，能够有效激活府际、政社横纵联结，降低不同创建行动者之间的交易和沟通成本，从而形构高效稳定的示范创建协同共同体，横纵力量联合成为协同合作网络产生与延展的重要机制，其有助于多元主体间形成稳定的利益交换网络。上级激励政策执行，下级在特定政策或项目中取得成功，获得资源和绩效收益，横纵府际间权责资源整合、政社间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投入，基层各方协同主体通过典型示范塑造因此受益。X社区在示范创建累积的示范符号资本，实现了与政府、市场中不同体系和不同层级单位的跨界合作，如社区与高校、省教育厅、检察院、医院、媒体众多组织均合作开展项目。对基层示范点而言，依靠积聚的示范建设获得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的动员资源，是解决其配置资源有限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自身价值与地位，升级扩展其协作治理网络的有效方式。从执行网络来看，这一阶段，行政主体介入示范创建行动主体网络，以行政力量将各方行动者吸纳到示范创建中来，从而形成有内外部资源支撑的示范创建行动网络，进一步拓展示范创建的社会资本。此时，在共识导向协同驱动下生成了合作共建，地方和基层政府对于示范点的注意力关照和资源倾斜在合理配置之内，但典型示范创建的积极效应呈显著增益。
5.3 纵向控制权向上收束
——行政资源强势嵌入与示范创建异化
5.3.1 合作生产主体位序变更与目标替代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情境下，典型示范创建不是某一层级主体的行为，而是横纵府际关系、政社关系构成的组织系统性行为。社区居委会依其在地化优势“因地制宜”的通过政策调适进行自身建设，虽有其治理发展的合理性，但随着典型示范建设完成后示范点所产生的显著资源吸附，更多附带的经济、社会资本涌入，示范点被不断增值赋能，典型示范的创建工作逐渐超出社区居委会组织属性和能力承载范围，实际建设需求和组织硬性条件约束下形成的“错位”使得示范效应的打造逐渐脱离社区治理场域，放大了社区居委会这一政策行为主体承载的压强。
在示范塑造阶段，上级政府的搭台介入便呈现出社会自治的依附性从属性特征，典型示范共同创建的合作伙伴关系蕴含行政力量和社会自治的相对平衡。社区行政化治理形态长期存在归因于行政化治理在政策执行效率和质量方面的显著优势，行政力量在基层治理的嵌入，成为了快速落实政策目标、进一步彰显政权合法性的制度路径惯性依赖。与此同时，目前基层治理中典型示范的创建并不是在一个拥有良好自治传统的社会中推进，而是在一个行政力量呈现压制性倾向、自治资源相对不足的社会中进行的治理实践。行政力量在治理效率和治理质量方面的显著优势，使行政化治理不仅能快速地落实政策，还能进一步彰显政权的合法性，利于社会发展宏大目标的实现。政社良性合作创建示范的平衡之道难以稳定，社区居委会在典型示范建设安排方面的主动权与合法性逐渐边缘化成为必然。
伴随典型示范的组织纵向控制权逐渐上移，基层政府甚至地方政府在典型示范建设中的角色顺势调整，由幕后搭台角色走向前台，上级政府对典型示范建设中的社区居委会的主导角色进行替代，协同创建主体网络中的位序发生变更。市、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权威不断强化，这些行政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加遵从向上负责的官僚惯性准则，其行动亦更加为垂直行政链条下的“锦标赛”逻辑所形塑。此时，典型示范建设的目标已然发生置换，政治价值得到优先考虑，公众需要被放到次要位置，自上而下单向度权力输送的运动式治理内核逐渐浮现。
“后面小区也有在继续改造，说是要改一年，但实际动工也就是3个月，做的都是那些道路翻修和绿化什么的，一直答应给我们建的小区快递柜这些也还没落实。”（访谈记录：20231218－居民代表）
5.3.2 控制权收束与自治空间压缩
X社区旧改示范创建得益于养老公共服务的稳定发展方向，且与国家社区治理步调的高度契合，其作为典型被政府塑造的方向是明确的，政府对其的塑造大多在已有养老服务建设的探索实践之上，并没有随意改变其定位。这种稳定的塑造方向意味着其在此主题维度已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权威认可，这也使其能够不断获得资源，以此为撬点建设旧改典型示范典型。从被确立为典型后不久，X社区便被地方各级政府关注并予以支持，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典型会被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资源，对其重视程度在上级重要领导实地考察之后更是达到了顶峰。领导视察是上级注意力分配竞争中的一种成功，基于组织内部权威分配结构，在上级注意力聚焦之下，典型示范成为了协助政治权力延伸的载体和象征，被政治权威高度关注和优待使其在向上负责的制度路径中产生了格外的忠诚。在此过程中，为彰显政权合法性，忽略地方性知识和实践背景的“明星光环”的塑造和维护成为了基层政府主动认领的责任和义务。
显然，这种高度特殊关照下的典型示范塑造会影响典型的真实性和先进性，如果典型治理发生的因素是其他学习者甚至其他典型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的，那么其经验必然不可能被成功推广，甚至会使学习者因资源偏差而影响自身效能，示范效应和学习动力因资源不平等的无法代偿而损耗，因此典型示范成为了悬浮的、徒有其名的观摩对象而非学习样本，这也意味着其典型示范效应已然呈现边际效益递减。
资源“灌溉”缺乏边际效益考量的典型示范打造模式，凸显了地方及基层政府在一定政绩考评体制情境下谋求自身利益的能动机制。例如，通过典型示范的模范优势集中进行公共资源配置，以示范点荣誉符号叠加孕育出代表基层政府的政绩工程，作为获取晋升绩效的筹码，在横向府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此，行政主体具有足够动力经营典型示范，助推了基层及地方政府向示范点倾斜聚集大量资源用以进行亮点堆叠。然而，决策权的上移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因地制宜需求之间的张力使得示范出现断裂，典型示范延续建设和投入不同程度地脱离社会公众的需要，但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政策意图，社区居委会没有反映渠道亦难以拒绝。那么，这种政治强干预的典型示范就损耗了治理示范效能，变成了一种迎合顶层意图的设计输出。
自主探索阶段，社区居委会赖于共同价值和柔性治理而向内建构的合作共同体因缺乏公共性根基而十分脆弱，伴随高层领导视察、主流媒体报道等转折事件，府际注意力向上传导和聚焦裹挟着纵向控制权的向上收束，基层行政主体删繁就简，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多方共同生产、探索创新的动力被磨灭，行政效率性执行和资源投入成为实践主导趋向，居委会和示范创建共同体面临角色责任性“迷失和淡化”，示范创建资源的堆叠不断损耗着资源投入边际效用，如图2所示。
6
结论与启示
典型示范作为根植于中国治理情境中的政策执行工具，对于当下中国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加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对X社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典型示范创建的过程分析，发现典型示范创建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工具应用，也是一种深入的政治和社会互动过程，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作用机制。
6.1 研究发现
（1）典型示范创建过程是顶层政策设计与基层适应性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锦标赛和压力型体制均构建了一种政府间集权性和竞争性机制，在自上而下的顶层引领下，基层治理中的行动主体面临内外要素不同组合驱动，卷入典型示范创建竞赛，并产生了相应的行动逻辑。政策模糊的前置阶段，治理需求压力和绩效资源激励交融的外源动力，以及社区居委会生存和发展的内源驱动形成了典型示范建设酝酿阶段的助力剂，社区居委会在组织权威的容纳范围内以自主探索展示自身能力以获得建设典型示范的机会。随着组织硬性约束以及纵向注意力配置发生变化，横向竞争和政绩需要使得地方政府在一定标准下进行典型示范点筛选，并逐渐介入示范创建之中，纵向控制权向上收束，通过自身强势资源和地位协助搭建起示范建设协同网络，以资源配置和注意力倾斜建立起典型示范。
于内，典型示范创建为示范社区获得可供自身建设和发展的优厚资本，从而为其在基层治理场域中获得了竞争优势，也开启了其正向循环发展的可能。于外，顶层能够以典型示范的成功经验激励和带动政策执行，实现政策意图有效转化，提高政策在基层治理场域落地生效的效率。
（2）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及典型示范点过度建设，将产生示范异化风险，导致典型丧失示范功能、无法效仿，政策试点失败。基于科层制度，辅之以社会、市场力量的典型示范创建因内在冲突共融关系而酝酿着异化的风险。基层治理实践中政府嵌入与社会自治的不平衡性，意味着政府主体在协同中的强势地位以及社会自治的从属性依附特征。因此，典型创建过程中政府统筹组织、社区具体实施、居民全程参与的主体角色和位序极易发生变化。典型示范建设若被官僚主义异化为纯粹的政绩工程，背离其本应具备的社会价值与效应，“公共利益”很可能会被权力利益或特定地区利益所曲解，甚至会成为强势阶层的私利工具。在某些情况下，所谓的“公共利益”甚至可能被悄然置换为资本或个体利益，削弱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体利益均衡和资源配置公平性。利益结构的凝固和资源堆叠将在基层社区发展中代际传递，侵蚀整个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阻碍政策目标实现。一旦某些利益行动者垄断了资源和决策权，可能会进一步巩固其地位，将“公共利益”作为维护其特殊利益的工具，加剧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6.2 研究启示
基于本文的实地调研与研究结论，关于基层政府如何更好的创建典型示范，防范示范异化风险，启示如下：
（1）基层社区治理场域中居委会在示范创建前置阶段的自主探索积累，以及社区基础性要件支持是典型示范创建的先决组织结构条件。在此基础上，基层行政外援力量介入为示范创建统筹协同创建平台的搭建创造了可能，合作共建和资源集约配置所形成的示范点上政策效果向外铺展，激活并扩散了政策执行动力和经验。然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鉴于行政注意力有限性以及政治沟通的不顺畅，典型示范也是一种增加政绩能见度的高效策略和治理技术，通过创建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可以直接而形象地展示工作成果。对下级来说，一旦所创建的示范点迎来高层领导观摩视察，即意味着自身示范创建工作在注意力竞争中初见成效。在基层治理结构原有行政性集权应对的体制惰性倾向下，以社会自治力量为主导的协同合作及资源堆叠投入下边际效用递减的现实被忽略，此时，治理效率优先性大于治理绩效。基层治理典型示范的创建路径是深嵌于科层制当中的，因此，为维持示范效应长效机制，防范示范创建异化风险，要从治理结构的纵向调和、思维重塑提供价值遵循、协商互动提供连接机制等方面入手，扬长避短，将示范创建把控在恰到好处的合理边界。即要强化政策传导机制，上级在入场视察后同时留意资源配置结构，而非过度对单一主体进行注意力聚焦。同时，着重注重制度建设，树立以服务为导向的治理逻辑，并寻求政社间更广泛的合作。这包括厘清管理与自治之间的界限，注重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将柔性治理元素纳入示范共建网络系统之中，以实现多重形态的转换，控制行政力量强势替代，实现行政力与自治力的精准对接，从而促进基层贴近实际的自主探索和经验建设。
（2）基层政府在典型示范的创建过程中，在行政干预和财政投入等方面应有严格的标准与界限。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监督，地方或基层领导为谋求更大的政绩或迎合上级领导，对群众的合法权利和民生需求置之不理，而是遵从顶层意图刻意塑造典型，那么在典型示范生成过程中可能生发和培育的公民意识，则会被挤压和虚置，进而损害基层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公共秩序。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典型示范建设中协同创建行动者之间的力量失衡，地方政府需要引导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示范建设，以明责赋权为示范协同创建提供动力支撑，确保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加强对示范项目的监督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源分配和项目方向，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资源边际效益递减及利益失衡问题，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保障典型示范能够以动员、学习引领的积极效应辐射扩散，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要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示范效应，各方行动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共同推动典型示范建设的顺利实施，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6.3 研究局限
本文虽然基于实地调研探讨了典型示范创建蕴含的双重效应，以及府际、政社横纵协同下多主体在创建过程中行动的动力机制及逻辑理路，但典型示范创建过程是涉及多主体的动态复杂系统，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虽然本文将X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中典型示范创建作为深描对象，串联理论与实践节点，推演出一个分析基层社会治理中典型示范创建的内生逻辑和异化风险分析框架，但对于其他情境的适用性和延展性尚需检验。
（2）本文虽将资源投入边际效益引入典型创建示范的异化考量之中，但未将资源投入量和典型示范总效益作为研究变量。换言之，基层及地方政府在示范创建过程中，如何将示范点资源配置控制在总效用增益的合理范围，尽可能掌握和平衡好自身力量，实现典型示范效应帕累托最优？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注：本文刊发于《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3期，作者崔子傲、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