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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启示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我国坚持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我们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制度型开放,发展数字贸易,改善营商环境,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键词:对外开放 自由贸易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指出:“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在对外开放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和伟大变革。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201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3月2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调研时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积累经验,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在开放条件好的21个省区市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建设了自由贸易海港区、空港区、陆港区和岛港区,借助经济地理优势,在不同的港区尝试引入多种开放功能,形成了覆盖全国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国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出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建成了一批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从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等11个方面明确提出,要把海南岛打造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当前,海南省政府正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2023年底前具备硬件条件,2024年底前完成封关各项准备工作,2025年底前实现全岛封关运作”的部署为目标,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中国自贸试验区承担三项重要任务。第一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由区域的局部改革、政策体系改革,上升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开放倒逼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第二是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成我国制度开放、政策开放的平台,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实现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在制度创新成功的基础上,将这些相对成熟的制度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实现国家整体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三,通过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带动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调整中走出来。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面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崛起,不断散播“中国威胁论”,企图打压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奥巴马执政时期就企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拉拢一些国家,围堵和孤立中国。为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是为打破美国围堵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起初的候选伙伴国只有沿线64个国家,随后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再加上亚洲投资银行等运行机制的配合,使“一带一路”合作的参与者不断增加,在地域上不断扩展。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地域上扩展到亚太、欧洲、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等领域加强合作。我国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促进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一带一路”合作机遇。十年来,“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更为广阔。它不仅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也为世界贡献了应对挑战、创造机遇、强化信心的智慧与力量。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各省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及对外合作重点方向。如新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要是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云南则是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东北三省则是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我们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为我国沿海和内陆城市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供新机遇。

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2020年11月15日中国和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贸易量,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在落实协议中,中国做了大量的合规性调整,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化改革中,增强包容性,扩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融合度。

2020年12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该协定有助于实现中欧投资的便利化和主要产业的相互开放与便利。不过,2021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政治问题为由“冻结”批准协定的讨论。尽管中欧投资协定前景未明,但中欧经贸关系仍在向前发展。在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36家企业签署了绿色、创新、航空、新能源等领域 18 项合作协议。

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表明中国扩大开放、在体制机制上坚定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2021年11月1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DEPA)。2021年11月4日晚,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将深度参与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了中国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

对外经济贸易持续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扎实推进,取得了的显著成就。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12年的38671.19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60501.70亿美元。202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顶住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进出口规模、质量、效益同步提升,全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达到42.07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7.7%,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当前,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2012年,我国的货物+服务贸易总额是4.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到2021年,货物+服务贸易总额增长到6.9万亿美元,连续两年全球第一。我国的双向投资也稳居世界前列,2021年我国吸引外资达到了1.15万亿人民币,比2012年增长了62.9%。2017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二,稳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对外投资流量稳居全球前三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高质量推进。202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3833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9.4%;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129499亿元,比上年增长7.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理论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挑战,我们党不畏复杂局面,积极应对,进行理论思考和探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探索,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坚持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高度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政策抬头,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明确在关注经济安全的同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新冠疫情冲击情况下,我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广泛开展国际经济贸易洽谈。我国在每年两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基础上,自2012年起,每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服贸会,前京交会);从2018年起,每年11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2021年起,每年在海南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消博会)。除此之外,我们还走出去,参加各国组织的贸易博览会,与亚太地区的东盟、日本和韩国开展贸易合作,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等等。

其次,我们继续坚持开放倒逼改革。我国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以期实现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规范化、国际化。我们积极支持RCEP协定的签署和执行,在贸易特别是贸易便利(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协议条款的承诺,标志着我们要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相一致,坚持国际贸易领域的深度开放。我们与欧盟在投资领域达成全面共识(CAI),是中国在投资领域宣布要坚决且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国际投资合作的规则,开放市场、开放投资,进而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决心。

第三,我们继续坚持走渐进性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根据发展中大国的特点,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渐进性改革开放之路。实践证明,这条路是符合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国情要求的。4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我们的某些领域制度政策还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仍然需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在此情况下,我们继续坚持渐进性开放战略,在国内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通过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尝试在不同开放基础、不同开放应对能力、不同地理和开放环境下的21家自贸区展开多层次的试验,包括自由贸易平台建设、引进外资和国际金融运作、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高端创新人才引进和利用,以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取得经验之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

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党中央在经济全球化调整和新产业革命酝酿待发的背景下,明确自己的制度底线和阐明自己参与国际治理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意味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探索以发展生产力为取向的制度型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更大的包容性。

新形势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策略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形势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重要部署:“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点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这种循环不是分割的循环,而是以国内大市场的开放、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吸引国际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提高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脆弱复苏阶段,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兴起,特朗普执政以后,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以美国涉外贸易法律代替WTO规定的国际贸易基本原则和秩序,发动了面对各国的贸易战、贸易纠纷、贸易摩擦,破坏国际贸易秩序,使国际贸易处于高度动荡之中。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各国经济受到冲击。为维持经济增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又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造成通货膨胀等问题。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加剧,使国际形势处于高度的不确定、不稳定当中。冷静面对挑战、认真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制定科学的战略对策,成为党和政府的历史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明确提出了坚持改革开放,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路调整经济开放策略,提出了加强多元、多层次、多领域国际合作的战略。我们在国内建立21家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开放促改革;在地区范围内通过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比较稳定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寻求在新形势下的区域价值链重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扩大朋友圈,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体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全球经济处于艰难时期,仍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不懈努力。

第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简单的政策型合规性调整已经远远不够,要真正实现对外开放,需要在规则、规制方面进行调整,以便与国际通行规则、规制保持一致,适应WTO改革,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在贸易投资深化过程中的新变化。在管理和标准方面支持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和投资秩序的变化和改革,在融入国际方面做适应性调整。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需要各国在提高经济交往和合作水平时,不仅要协调相关政策,还要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度合作中,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国际通行标准保持一致。为此,我们需要在相关规则、规制的制订和执行上进行合规性调整,在管理和标准的制订上规范、透明并认真执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第三,发展数字贸易。适应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业务的变化,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货物贸易方式、服务贸易运行、数字贸易发展的需要,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融合度、参与度,在高层次国际经济交往中成为贸易大国、贸易强国、国际投资大国、投资强国、数字经济大国、数字贸易合作大国。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新浪潮,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深入到经济的全过程之中,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正在改变着现代生产过程,同时也渗透到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交换、流通过程。因此,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并将数字技术转变成新兴产业、将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一个国家提高现代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关键战略选择。因此,建立数字中国、数字强国已经成为现在乃至未来实现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和治理,是我国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四,继续推进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依据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思路,在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理念之下,建立了21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我国自贸区和自贸港是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中国渐进性改革、开放型经济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取得了“为国家试制度”的许多经验。其中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不同的自贸试验区,推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我们的试验目标还没有完成,距离建立开放型市场经济还有一些差距,有些方面还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领域和开放深度。比如在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上,还要形成系统性、集约性的开放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包容性。

第五,改善营商环境。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建设仍然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开放经济质量的前提。202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提出“持续优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是海南吸引国际营商业务的保障。中国积极加入RCEP,积极申请加入CPTPP、DEPA等一系列区域国际合作协定的行动表明,中国要营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认真的,是负责任的。它展示了一个大国谋求自身发展、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与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心和信心。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