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场景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表现形式和重要载体。数字化应用场景从设置到适用都需要通过赋能于基层治理主体才得以发挥效能，有必要探讨基层治理主体在我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体制内主体作为治理行动者，在数字化应用场景中分别扮演着指挥者、调度者与执行者三种角色，通过任务驱动与资源整合提升治理效能；体制外主体则作为参与者，在特定情境下融入治理场域，形成多样化的参与路径。两类主体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赋能作用下，形成了过程、策略与机制三重赋能向度，共同推动了基层数字治理的优化与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信息平台为公共管理与社会生活实践添染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等多重样态。自2019年上海率先开展“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建设以来，各区、街镇基层政府做出一系列践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举措。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正改变着从中央到基层公共部门的组织结构与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基层公共部门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变革路径并非想象中的顺理成章，与之相伴的是诸如“数字形式主义”“内卷化”“数字悬浮”等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厘清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的关系，特别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主体，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议题。“
基层治理必然发生在特定的治理场景当中，治理的任意一个阶段或环节都内嵌于治理情境中且受到场景中诸多要素的影响。”因此，从场景治理的视角出发打开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运作“黑箱”，观察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基层治理主体产生的效能，剖析具体治理场景下基层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经验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维度出发挖掘其内涵、识别其模态与类型，并将其置于公共治理视域下进行分析。大数据时代，场景是各种技术和环境要素的连接、匹配、组合，是人与环境之间实践性关系的数字化记录，并能够推动数字化改革的落地生根。
按照界面形式，可将场景分为现实性场景、虚拟性场景与现实增强性场景三大类；按照服务供给涉及的核心环节，可划分为需求识别、资源配置、运行使用和功能调适四种类型。第二，聚焦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的赋能作用，阐释其对于治理主体的赋能过程与机理。数字技术作为连接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的媒介，其本质是一系列计算规则，构成了应用场景的基础性支撑。有关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的赋能作用与机理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一是工具主义视角。“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首要目标多为提升自身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控能力”，“数字技术的工具性优势使得基层治理主体具备充足的直接交互性”，在面对治理问题时能够增强个体间的回应性与灵活度；二是协同合作视角。数字技术能够重构政府部门业务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促进社会主体间的连通性”，“推动政府部门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组建任务共同体”；三是过程优化视角。
“数字技术通过全流程可视、全过程留痕、全主体可察强化治理透明度，以多方监督压力推动干部履职”，“数字孪生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统揽全局，全面提高政府决策的战略思维能力和系统思维能力”。当前对于数字化应用场景在具体治理实践中赋能基层治理主体的方式与路径，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多维数字化场景的应用下对基层治理主体行动逻辑关注较少。通过结合上海市J街道的实证研究，深入探讨赋能的条件和过程，质疑并分析在数字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主体如何真正实现赋能，揭示体制内外治理主体在数字场景中的行动逻辑，提出不同类型主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赋能路径。公共治理语境下数字治理场景具备治理资源的可及性、数据的集成化以及敏捷性与交互性。数字治理场景不仅是治理工具的集成，更是通过资源整合、数据优化和高效协作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机制。
2、行动者与参与者：一个基于基层数字治理主体的分析视角
基于空间—行动者理论，将县域治理主体分为政治性的行动者、行政性的行动者、社会性的行动者、经济性的行动者以及个体性的行动者。政治性的行动者与行政性的行动者指向党组织与政府体制内的治理主体，而社会性的行动者、经济性的行动者与个体性的行动者更多存在于社会场域，是党和政府体制外的治理主体。笔者在对J街道的场景治理实践进行调研时发现，数字化应用场景对于体制内治理主体的赋能作用较为显著，而体制外的治理主体更多地是以自身诉求作为驱动性力量，或是通过体制内主体的牵引与吸纳进入基层治理场域，在问题化、差异化的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其独特功能。结合“目标—场景—行为”分析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探讨数字化应用场景在赋能基层治理主体中的具体机制与路径。
（一）“目标—场景—行为”框架的应用
SOR理论认为，外部环境会刺激与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感，最终将影响到个体行为。该理论的三个要素为刺激（stimulus）、机体（organism）与反应（response），通过解剖个体行为，以解释主体的行为逻辑与刺激因素。基于SOR理论与J街道场景治理实践，构建“目标—场景—行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数字化应用场景如何赋能基层治理主体。其中，“目标”代表了数字化改革的不同驱动因素；“场景”则反映了特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而“行为”层次则聚焦于体制内外主体的实际治理行动。目标层次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的数字化改革压力。这种推动常伴随着绩效考核与政策要求，表现为基层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在现行体制下的刚性推动力。
党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激发了基层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基层街道的主动性变革。这一层次体现了基层单位在面对复杂治理情境时的创新与应变能力，运用数字化工具应对挑战，并展现了组织的学习能力。三是被动适应性变革。基层街道为顺应数字时代的技术潮流往往被动地进行改革，借助外部技术资源应对治理压力。场景层次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不仅优化了信息传递，还促进了不同层级的资源共享与整合。在行为层次，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技术与资源的整合，赋能了体制内外的行动者。体制内行动者在党建引领下，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通过整合部门资源和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强化了其在复杂问题中的应变能力。体制外主体则通过数字化场景的辅助，借助被动卷入或主动涉足的方式参与到治理实践中，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参与路径与策略。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为行动者、转义者与网络。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皆为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治理过程中的多元行动者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个阶段完成转译过程，实现治理目标。以J街道的数字化转型为例，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协调体制内外行动者赋能基层治理。该过程展示了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和网络构建提升治理效能，尤其是在体制外治理主体的参与上。在问题呈现阶段，J街道面临的是治理复杂性和多元任务。以城运中心为核心行动者，街道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了“1+4”场景平台，涵盖党建、经济、生活、治理等方面。这一平台为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解决了治理资源分散、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利益赋予与征召阶段，核心行动者通过数字化场景整合了多方行动者，包括物业管理方、居委会、市场所、公安、城管与综合执法队等，明确了每一方在数字化场景中的角色和目标，通过技术赋权提升了各方行动者的参与效能。体制外行动者依靠这一平台，通过治理资源的整合实现政社的有效链接，并在被动卷入或主动涉足的情形下参与治理。在动员阶段，核心行动者通过党建引领和数字治理平台，激活了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等体制外行动者的参与动力。他们以两种方式参与治理：一是被动卷入，依靠体制内行动者的推动，逐渐吸纳到治理场域中；二是主动涉足，通过认同某一特定需求或目标，积极参与到相关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与体制内主体形成合作，达成共赢目标。这些多元参与方式，通过物质和精神激励机制实现了政社之间的紧密连接，推动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应用
“结构—过程”分析范式力图综合规范和解释两个部分，其既能够切入实际运行的过程，也能够在实践中观察行动过程与结构的相互影响。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赋能机制可以通过静态的结构和动态的过程进行探讨。结构视角揭示了体制内外治理主体在数字化治理中的不同参与层级和效能表现。从该视角出发，可以将多元治理主体划分为三种类别：体制内的治理主体（如党组织和行政机构）为Ⅰ型行动者，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强参与性，其治理效能显著高于体制外主体。这些体制内主体通过执行政府政策、整合资源并运用数字技术，承担起治理的主导责任。而体制外的治理主体能够根据参与程度划分为Ⅱ型和Ⅲ型参与者。Ⅱ型参与者（如企业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具备较强的社会参与性，能够较为积极地与体制内主体互动。相比之下，Ⅲ型参与者（如普通公众）的参与较为被动，参与度和效能较弱。在过程视角中，数字化应用场景赋能的动态过程通过体制内外主体的互动得以展现。从“人与屏”“人与事”“人与人”三种交互模式，展示了数字化工具如何支持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互动与协调。首先，“人与屏”的交互通过数字平台的可视化管理，使体制内行动者能够实时监测并高效应对治理问题。其次，“人与事”的交互体现了体制内外行动者在处理具体治理事务时的方式。体制外行动者通过数字平台反映民意、提交需求，体制内行动者据此制定应对措施，形成闭环管理。最后，“人与人”的交互体现在不同层级主体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数字平台为体制内外主体提供了高效沟通和合作的工具，进一步促进了基层治理的协同效应。通过这种动态的交互机制，数字化应用场景逐步增强了治理主体的响应能力和参与效能，推动了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
3、上海市J街道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实践
上海市J街道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实践基于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特征和一般构成要素，展现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嵌入基层治理中，推动城区管理智能化、精细化发展。场景治理作为该街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对“1+4”结构的搭建，即以数字孪生底座为基础，涵盖智慧党建、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治理四大独立场景。每个场景都具有独特的治理功能与特征。
智慧党建场景通过信息融合与组织化行动，推动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数字经济场景通过集成化行动，提升辖区内企业与社区的协同效能；数字生活场景聚焦于公众的数字服务需求，特别是为老服务等特定群体的需求实现动态化管理；数字治理场景则以事件的及时处理与反馈为核心，优化基层的治理效率。这些场景共同构建了J街道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使其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效能。J街道的数字治理场景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应用，更是治理结构的重构与治理模式的创新，为超大城市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板。
（一）案例选择
J街道隶属于上海市J区，地处J区西南部，行政区域总面积1.57平方千米，常住居民3.4万余人。J街道在原有“一网统管”的基础上，将城区精细化管理平台投入初步运行，包含了“1+4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其中，“1”是泛在赋能、智能协同、开放共享的数字孪生底座，将数据潜能全面激活、共性平台能级提升，适应新时代城区管理需求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4”是智慧党建、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治理四个独立的专项应用场景。
目前，J街道城区精细化管理平台中所包含的处置力量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四个应用场景所涉及的相关科室和中心的工作人员；二是第三方人员，即街道购买服务的工作人员；三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包括物业管理方、居委会、市场所、公安、城管与综合执法队的执法人员。选择J街道数字化转型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J街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典型性。作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之一，J街道所处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呈现出的人口密度和流动量较大等特征为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难题与挑战，也凸显了数字技术嵌入治理的较高需求度；二是J街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具备前瞻性，是对从党中央数字战略到上海市关于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文件的积极响应与落实，在从精细化管理平台的起草与搭建到平台场景中各种治理元素的不断优化中层层推进，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领头羊”；三是J街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具备创新意蕴。深入挖掘其在转型过程中对于数字化应用场景、治理主体、治理过程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性举措，有助于厘清我国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具体的实践样态与可能的未来走向。
（二）上海市J街道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应用与主体实践
J街道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实践，以数字孪生底座为根基，实现辖区全方位、精细化、动态化管理。数字孪生底座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并分类各类数据与信息，构建街道数字地图及精准场景映射，通过精模地图与配套功能交互，打造党建引领下的数字经济、生活、治理“三位一体”数字化应用场景。
1.智慧党建场景：组织化行动与依附式参与
“作为国际化超大城市，上海一直面临着艰巨的社会治理压力，为更好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治理创新，上海在党建引领制度领域有着长久而持续的改革投入。”在智慧党建场景下，基层治理的体制内治理主体和体制外治理主体分别通过组织化行动与依附式参与两条路径同向发力。作为体制内行动者的基层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以组织化的方式在党的统领下展开治理行动，“党的组织系统通过价值引领、平台搭建、资源整合以及机制构建，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各种横向协作关系的展开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处于社会场域中的党员与群众作为参与者通过党的组织生活与活动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中来，其依附于党组织的高效引领，在党组织的统领与带动下主动涉足基层治理场域并发挥其活力与效能。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学习交流”“共建联建”“志愿服务”“实践考察”等活动形式实现体制内治理主体的组织化行动与体制外治理主体的依附式参与的融合，两种主体力量的聚合促使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影响力和基层治理能力得到不断强化与提升。
2.数字经济场景：集成化行动与志愿式参与
基层治理辖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数字经济场景下的治理主体包括楼宇工作者、综合服务队、企业等。其中，楼宇工作者负责该场景日常服务的落实，综合服务队则由街道服务企业工作领导小组、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区各委办局等相关部门组成，构成了基层治理的体制内行动者；楼宇企业，包括企业、企业法人、企业工作人员、志愿者等，构成了体制外参与者。首先，体制内行动者通过对该场景所需的行动结构以及相关资源进行精细化集成，充分整合楼宇工作者、综合服务队、专业志愿者等服务队伍，使之纳入“一网统管”联动网络之中；其次，体制外参与者以志愿服务的方式主动涉足与该场景有关的治理事项，为参与街区营商环境优化贡献力量。体制内治理主体的集成化行动与体制外治理主体的志愿式参与形成聚合，助力区域经济繁荣发展，为基层治理蓄积并盘活资源存量。
3.数字生活场景：焦点化行动与自治式参与
数字生活场景的设计与应用基于公众数字化服务需求，尤其是针对特殊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特定需求。该场景中的治理主体包括街道在内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街道社区救助顾问团队、社区居民等，前两者构成了体制内行动者，社区居民等基层社会公众则构成了体制外参与者。首先，体制内行动者将困难群众数据信息进行分类、规整和标签化，并通过应用模块构建兼具实用性与灵活性的数字生活平台。
一方面，该场景聚焦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业务数据，重点关联办理住房、医保、残联、人社、民政等业务的服务对象，以标签化形式进行分层分类并以此为焦点规划实施行动，救助各类别相关救助对象共计八千余人；另一方面，社区救助顾问团队通过集中社会多方资源，以“政策找人”模块的服务触角为焦点，形成定期走访为主，“静邻帮办”系统远程取号、视频咨询为辅的服务模式。其次，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体制外参与者通过自发组织、自我服务的自治行动，涉足辖区内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治理事项。社区居民作为数字生活场景的被服务对象，以自治形式的参与行动与体制内治理主体的焦点化行动统一于为民生利益服务的治理目标之中。
4.数字治理场景：体系化行动与反馈式参与
数字治理场景是为简化基层治理各项事件从发现、巡查到处置的繁琐流程而设，通过事件处置的流程化体系化改变各方治理主体分而治之的松散局面。数字治理场景下的治理主体包括数字治理平台中的指挥体系工作者、问题“发现—巡查—处置”流程中所涉及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基层社会公众。前两者构成了基层治理的体制内行动者，社会公众则是体制外参与者。
首先，数字治理场景将指挥体系中的工作人员分为分管领导与部门负责人两个类别，通过层层压实责任、部门化落实任务的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体系化与高效化，分管领导负责整体规划与决策部署，部门负责人则根据具体任务细化执行，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执行者和责任人；其次，基层社会公众的合理利益需求决定着体制内行动者的行动方式与边界。公众反映需求、反馈诉求有助于体制内治理主体及时发现和跟踪问题，并据此采取具有时效性与针对性的行动方式。基层社会公众以反映问题或意见形式的反馈式参与构成了体制内治理主体体系化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表1 各场景下治理主体类别及其行为模式
4、过程、策略与机制：数字化应用场景赋能基层治理主体的三重向度
“行动者落实行动，形成绩效”，参与者融入治理，实现赋能。在J街道的数字治理实践中，数字化应用场景分别在治理过程、行动策略以及赋能机制三个方面对基层治理主体通过行为建构进行深度赋能。
（一）以高效为任务的治理过程
以高效为任务的治理过程成为赋能治理主体以提高数字治理效能的关键手段。体制内行动者通过事件的捕捉抓取治理信息与资源，在对动态的持续化追踪下实现问题的精准与高效处置；而体制外参与者则在特定参与情境的触发下生成多元化的参与路径，建构具有社会属性的高效参与过程。
1.从事件捕捉、动态追踪到行动提质
“事件具有外部性、为时间与空间所限制、由不同实体相交演变而来等特征”，对于事件的敏感度将决定治理主体对问题的识别和反应速率。数字化应用场景使得事件这一治理要素得以即时呈现，进而使体制内行动者能够对其加以辨识与分类处置，为预警及风险防范保驾护航。例如，数字经济场景下聚焦安商稳商工作的“五色分析法”以其监测和预警功能捕捉与治理问题相关联的事件，有效监测经济运行风险。“五色分析法”密切聚焦企业“人、事、财、地”动态，依据人员流动、劳资矛盾、税收变化、场地续租等情况，系统研判后根据稳定程度将企业分为五类，用五种颜色实时显示在大屏上。街道辖区各处的即时动态在城运中心的精细化管理大屏上都能被实时“看见”，各类突发情况也能被及时抓取，为基层部门实现问题的高效处置提供了现实保障。通过对治理资源与信息的实时追踪与更进，街道的问题总数、巡查巡检任务数等数据得到及时更新与清晰呈现，体制内行动者在最短时间内获取相关治理事项，线上治理动态的精准更新反映出现实治理场域内的实时状况，从城运中心对外派治理工作者进行实时调度与指挥，缩短了从发现问题到指派调度的反应时间，为问题处置与反馈提供了时效性条件和信息保障。
2.从情境触发、路径生成到参与增效
在特定情境的触发作用下，体制外参与者以被动卷入与主动涉足两种参与态势融入基层治理场域，并在此过程中生成其独特的参与路径，通过体制外治理主体参与效能的发挥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能。例如，在智慧党建场景下，基层党组织的引领成为基层党员与群众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触发情境，他们通过专题学习、组织活动等依附式参与的路径主动涉足治理过程；在数字治理场景下，基层社会公众的需求或诉求往往成为其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触发情境之一，社会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如政务App、12345热线等）将实时治理问题或相关诉求进行上报和反馈，这往往是与基层民生最为贴切，也是基层工作者最需要直面解决的问题。这种反馈式参与路径能够及时更新和补充城运中心内部应用场景所呈现出的信息。在此过程中社会公众的自发反映问题或反馈意见的行为往往与其主动涉足治理过程的意愿密切相关，若体制内行动者出于了解某个治理事项中的信息或内容的目的，通过某些方式向基层社会公众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或反馈意见，这便使社会公众以一种被动的形式卷入基层治理场域，在体制内行动者的引导下形成其参与路径。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赋能作用下，通过从事件捕捉、动态追踪到行动提质与从情境触发、路径生成到参与增效两种行动与参与过程，体制内治理主体与体制外治理主体同向发力，共同助力基层治理效能的提质增效。
（二）以需求为基点的行动策略
基层治理主体落实治理的行动策略是数字化应用场景赋能基层治理主体的行为表现。数字化应用场景使治理需求以一种更为清晰立体的维度得以多元呈现，基层治理主体以现实治理需求为基点，从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到效果导向的治理逻辑使其行动策略成为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能的驱动力量。
1.目标导向的主动式力量整合
治理目标是基层治理主体行动的基础。基层工作者高效的行动过程需要治理目标加以支撑与引导，从而在复杂治理环境中厘清行动的路径与走向。目标导向的思维能够将体制内治理行动者和体制外治理参与者等各方治理力量加以整合。在J街道数字治理过程中，体制内行动者以治理目标为导向将包括街道房办、市容和城运三个职能部门在内的人员队伍与工作职能进行能动性整合，并根据治理事项的类别选择最优的处置方式。如数字治理场景的“指挥与巡查”板块将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组织架构进行划分，清晰列出当日的指挥长、副指挥长、当值指挥、日常指挥人员的具体姓名与所属单位，完善了基层治理的行动架构。同时，体制外参与者也主动整合社会场域内的资源与力量，通过成立志愿者团队、商圈联盟、居民党小组等形式以志愿式参与、自治式参与的方式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为提升街道治理效能与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有力的人才和资源保障。
2.问题导向的策略式协同合作
问题意识能够促使基层治理行动者锚定问题的“病灶”，进而对症下药。一方面，城区精细化管理平台的“问题发现”板块中治理问题总数、处置总数与处置率的列出将街道治理问题清晰呈现，为治理主体开展行动和参与提供问题导向；另一方面，J街道事务的处置力量不仅包括城运中心工作人员，在精细化治理平台建立后，又纳入第三方人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目前工作系统内的人员数量达近200人，通过职能的合理分工、主体间的互动协同，街道治理效率与质量得到大幅提升。体制内治理主体在内部协同合作下以策略化的治理方式对基层公共事务进行高效处置，而体制外参与者则以依附式参与、志愿式参与等形式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中，与体制内行动者协同合作，共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3.效果导向的精准式处置执行
以效果为导向对基层治理问题进行精准式处置，能够使包括基层工作者在内的治理主体在发现、处置问题过程中形成对于问题治理效果的预设，适时调整行动方向。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治理主体高效利用与配置治理资源方面的赋能，以治理效果为导向精准执行与处理各项工作和任务。例如在垃圾分类治理场景下，平台通过犃犐智能抓取小包垃圾落地或者满溢情况，再由系统自动生成信息，电脑端工作人员经过审核后，就会把这件待处置事件的工单转派给相应的专管员，专管员处置完成后，再通过移动端反馈处置情况。从发现到处置所形成的闭环，不仅提高了小包垃圾的发现率和处置率，也实现了人员巡查管理和智能监控的快速衔接。此外，体制外参与者也可通过志愿服务或社区自治项目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体制内行动者的精准式处置也与体制外参与者的实践过程实现嵌合，推动治理效果的优化。
（三）以交互为核心的赋能机制
“交互即交流互动，是指在人与产品、服务或系统之间创建的一系列对话、动作、行为。”在J街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基层治理主体在治理场域内的不同情境中穿梭与互动，分别构成了人与屏（应用场景中的不同端口）、人与事（基层治理各类公共事件）、人与人（不同的基层治理主体）间的交互样态。
1.人与屏的交互：空间识别与界面切换
基层治理事项的复杂性造就了基于不同属性治理空间的交错或瓶颈。数字化应用场景构建不同情境与不同事项下的空间治理维度，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不同空间场域间的能动性切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体制内行动者往往会因部门间的条块冲突、治理事务的信息限度、治理资源的分散凌乱而导致部门管理、信息获取和资源利用碎片化等多重困境。J街道通过多屏联动成功实现了治理空间的识别与切换，“大屏”是整个数字治理的核心显示界面，汇总展示了整个城区的实时管理数据，“中屏”指的是电脑端的平台后台系统，这一系统主要用于核实处理上报的情况并进行派单或结案，“小屏”即手机移动端小程序，工作人员使用手机进入小程序，就可以完成任务派单、案件工单处置、上报巡查等工作事项。“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对场景感知的基本要件，而技术条件进一步突破了场景的时空限制。”在三屏联动的过程中，基层治理行动者充分发挥其在不同场景下的能动性，其角色可概括为基于宏观场域的指挥者、基于中观场域的调度者、基于微观场域的执行者三类。
其中，基于宏观场域的指挥者指处于“大屏”端口前的治理主体，通过大数据技术将相关数据与信息集成，在大屏前完成指挥与操纵；基于中观场域的调度者指在“中屏”端口前的治理主体，处于基层数字治理链条的中间环节，通过后台系统的录入与派单，将工单以及相关处置事项进行信息导入与人员调度；基于微观场域的执行者指在“小屏”端口前的治理主体，按照上级派发的指令或系统中工单的实际情况，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完成相应治理任务，处于基层数字治理链条中最前端，也是最接近基层民众治理需求的治理主体，其对于治理问题的认知与解决路径将直接决定治理事项的解决效果。三类主体在基层数字治理过程中相辅相行，在问题发现、巡查与处置的闭环中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如图1)。
图1 数字化应用场景下的三屏联动机制
2.人与事的交互：要素重组与精准配置
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对事件的分类识别与细化使得治理主体与事件获得精准性要素重组与配置，为问题解决提供了相匹配的资源。对于治理要素的内涵，学者从乡村治理现代化、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城市生态治理数字化等领域切入进行剖析，涵盖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资源、参与意识与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根据J街道数字治理的实际情况，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资源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治理主体为J街道数字治理过程中的体制内行动者及体制外参与者所涵盖的相关主体；治理客体为与治理需求紧密关联的治理问题和事项；治理资源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条件、人力资源与海量数据和信息。
于体制内行动者而言，治理要素的重组与精准配置有效重塑基层治理的权责分配逻辑，提升解决问题的精准化程度；于体制外参与者而言，治理要素的重组与精准配置增加了其融入基层治理场域的机会与治理资源的可及性，进一步激发其参与活力。首先，要素的重组机制实现了治理资源的汇集与整合。J街道城运中心推出的“五色管理法”将城区运行事件和案件划分为不同的严重等级，并根据严重等级进行预警、分析和研判，实现快速处置、督查督办、严格考核，通过街道辖区范围内14000个神经元点位对重点区域、人员和部件做到全方位、全天候监控。
其次，要素的精准配置使得基层治理主体能够对整合性的治理资源进行整体性分析或细致性审思，在此基础上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例如“数字治理”场景下的多维子场景使得治理主体能够根据不同子场景的使用情境对不同的问题加以分类考量，该场景中的“综合体征”一栏涵盖了各类管理要素，使得基层管理者能够快速对需要利用的治理资源进行精准性地识别与分析，为不同事件下对接治理行动者和参与者的要素配置提供依据。
人与人的交互：角色兼容与能力延展
角色兼容与能力延展机制是指通过在多元基层治理主体间进行工作经验以及数据信息的共享与互动以实现其业务能力的训练、数字素养的培育以及治理共识的形塑。在以往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各方治理行动者往往由于所处岗位的“局限性”以及自身认知的“有限理性”而难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关于治理问题较全面的信息，从而导致行动低效、认知偏差，甚至决策失误。
J街道的角色兼容与能力延展机制则以一种弹性化的交互方式将上述困境巧妙化解。该机制使位于体制内不同岗位的工作者能够通过互换岗位了解彼此职责的异同之处，进而弥补其局部视角的缺漏和自身业务知识的短板，增强基层工作者对于各种业务的熟悉度、配合度和协作度；同时，该机制也使不同岗位的工作者通过相互学习与交流增强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数字化治理理念不断融入基层工作者的治理实践，进而提升其数字化素养，重构其治理思维，形成基于日常治理场域的数字化习惯。对于体制外治理参与者而言，同样需要在日常参与行为规范中构建数字素养。
结语
通过对上海市J街道数字化转型实践中的场景应用与治理主体的赋能机制的分析，总结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基层治理主体的具体赋能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应用场景不仅改变了治理模式，而且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结构与流程。在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赋能下，体制内治理主体以行动者身份主导治理过程，展现出组织化行动、集成化行动、焦点化行动和体系化行动的多样模式。体制内行动者通过指挥、调度与执行的角色转变，迅速适应数字化治理环境，发挥了组织协调与资源整合的关键作用。
体制外治理主体则以参与者身份融入治理场域，依照情境的触发选择不同的参与路径，形成了依附式参与、志愿式参与、自治式参与和反馈式参与四种参与模式。体制外主体虽然在参与强度上略显薄弱，但通过灵活的参与策略，也为治理注入了社会资源和多样化的支持力量。通过对事件的捕捉与动态追踪，治理过程在高效任务中得到优化。
行动策略则通过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层层递进，使治理主体的行动更加精准和协同。赋能机制方面，空间识别与界面切换、要素重组与角色兼容的交互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治理效能，构建了体制内外主体间的高效互动体系。数字化应用场景有效赋能基层治理主体，推动其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动适应与创新实践。体制内行动者主导治理进程，体制外参与者则通过多样化的参与路径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
这一模式为未来城市基层数字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未来基层数字治理应进一步探索行政逻辑与民主逻辑的融合，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机制的嵌入，以实现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与数字化浪潮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